欧阳氏《诗本义》，初欲作数段注脚去，偶闻旌车入觐，便不复作此念。此一件唯林下可以过目，若公余尚可耳，今贺者填门，何暇及此事。某顷时作诗注脚，乃在上庠与同舍往还，今思之三十五年，尚未成编，亦不知去家十年顿在甚处。前时欲追记髣髴，第以欧阳不当谓之本义，若论本义，何尝如此费辞说！且如《关雎》云：‘视其居，则常有别。’此一段却是为先儒之说所乱，若在本义不应尔。又云‘以其有不妬忌之行，而左右乐助其事’，又云‘能如此，则宜有琴瑟钟鼓，以友乐之’，此皆支蔓语。如引太史公‘周道缺而《关雎》作’，又不然。当时三家说《诗》，各有师承，今齐、韩之《诗》，字与义多不同，毛公为赵人，未必不出于韩《诗》。太史公所引者，乃是一家之说，岂可便以此为定说？古文《尚书》与子长并出，今所引者非古文，如所谓‘祖饥惟刑之谧’，此当有来处，非口口传授之失也，则《关雎》自不当据一家为说。又如《卷耳》云‘因其勤劳而宴犒之’，又《樛木》云‘不嫉妬，则妾无怨旷’，又《兔罝》以言‘周南之君，列其武夫以为守御’，此皆赘辞，断然非本义。如《汉广》、《汝坟》，意义全失。《麟之趾》只是周南之人目之所见，如公子者乃人中麒麟，故以此引譬。此在六诗为比，比则有义，兴则无义可寻也。《麟之趾》乃以比公子，‘于嗟麟兮’，此叹美之辞。二章三章只是说麟。已说趾，又须说一件，乃为角。《大序》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所以一篇而三致意焉。今乃云‘以蹄角自卫，如我国君以仁德为国，犹须公族相辅卫尔’。如此说诗，谓之本义可乎？孟子谓‘固哉！高叟之为诗’，如孟子见得本义甚晓。然文中子以为‘诗者，民之情性’，孟子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人之情性不应亡，使孟子复出，必从斯言。某每有胸臆之说，文潜多以为然，其次则吾兄。自从去家乡，他人之前更不应及此，一见弃去，勿以视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