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幼而喜为文，至今二十年矣，于文无所不观，始诵其言，中探其义，卒明其道。其言则自简编以来，凡可以使人骇心动目者，皆是也；其义则学士大夫类能言之矣，故缺而不论，而独论其道焉。夫文何以为者也？圣人所以探深索隐而化天下者也。是故神而明之者君也，辅而翼之者相也，铺而陈之者卿大夫也，而士不预焉。夏商以前，其文逸矣，然见于后世者，非宓羲、尧、舜、禹、汤之所为，则臯陶、益、稷、伊、傅之所作也。当是时，不闻有卿大夫以文显于世，而况于士乎！彼非有所不能也。文事兴于上，则在下者无事于此也。今夫《易》之卦爻，则是圣人所以开物成务者也；《诗》之风谕，则是圣人所以移风美教者也；《书》之训誓，则是圣人所以发号敷命；而《春秋》之纪事，则是圣人所以劝善惩恶者也。此数者，皆圣人所操持以为化天下之具，则士安得预其间哉！周衰，开物成务之道不行于上，而后孔子彖而象之。劝善惩恶之道不行于上，而后孔子笔则笔，削则削，以至移风美教之道不行，而后三百五篇定焉。发号敷命之道不行，而后百篇叙焉。凡孔子之所条，皆上述尧、舜、禹、汤，而下述益、稷、伊、傅，以示后世而已，非有意乎自为文也。后之学者不求其道而求其义，不求其义而求其言。求其言者斯为下矣，而尚有不能尽，则其于道岂万分之一乎？呜呼！自六经而后，文体何其多变也，其源皆出于六经，而寖失其体。是故学彖象者其流则为论、为义，学笔削者其流则为传、为记，学三百五篇者其流则为箴、铭、赋、赞，学百篇者其流则为表、启、疏、檄，又于其间增之以浮夸，杂之以靡丽，则文之用于下者多，而施于上者寡矣。故后世工文者，率皆布衣穷居之士，而时君国相以是为虚饰，凡先王所以化天下之具，至是而为一小技尔，岂不深可惜哉！宋以文德为治，今上睿文益高，赫赫昭昭，已高出五帝三王之右矣，又选于众而用相公。伏惟相公以大儒经世之文，当元宰秉钧之任，以昌言则益、稷，以赓歌则臯陶，以对扬则傅说，其设之于政事则又兼前代之轨模，耸远方之瞻听。盖道之不行，千有余岁矣，于此时而吾君神明于上，吾相辅翼之于下，则是万世之一时也。以今准古，士虽无预于文，然上既责学者以古圣人之道，而士因于余习，其文不能近六经，至有汉晋之弊，有志之士咸知患此，而独未有推言之者。某不佞，以为当万世之一时而不言，则古道当何时而兴耶？方今去夫子已千岁，而去夏、商则又远矣。如欲恢复古道，必将自其言始，使立言者其体稍近六经，则于道或得其一二，下焉不为汉晋之文，上焉有以助吾君吾相化天下之道，甚非小补也。故尝著书八篇，粗论其事，既以上登闻矣，又以其副献诸相公。窃观自汉而下，虽世所谓贤相，特以簿书期会为急，未有及此者也。惟先正王文公数为神考言之，则某今日所望于相公者，岂浅浅而已哉！某一介之鄙儒，技艺无以逾人，前岁上书，诏得附试，是时相公位在黄门，事之本末所具见也。闻之道路，独尝辱借一言之重。然而命穷力薄，旋触闻罢，今二年矣，而犹茫茫未得入仕之路。诚见有道之世，丝毫之才皆得收用，故未分深潜远引，而复为今日之举，则今日所望于相公者，又非前日无意于人材者之所为也。昔王文公之为相也，诸生有徐禧者著书数十篇言时事，文公取以闻上而官于朝。盖古之人以道自任者，必旁求山林之士以为用，是以豪杰交归之，而功业著于天下。今某朴暗固不足以言世务，然其说不为无补。而相公方率循文公辅翼神考之道，以佐圣主，某也不佞，愿以其不肖之躯为山林之士先焉，惟相公取八篇之书而省览之，如可观采，亦以言上，不胜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