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史，《尚书》、《春秋》是也，二经体不同而意同。《尚书》记治世之事，作教之书也。故百篇皆由圣人立，不以恶事名，虽桀纣之恶，亦用汤武之事而见，不特书也。但圣贤顺时通变，言与事各有所宜，为史者从而记之。有经圣人所定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体虽不一，皆足以作教于世也。《春秋》记乱世之事，立法之书也。圣人出于季世，覩时之乱，居下而不能治，故主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恶，而明之以王制。是圣人于衰乱之时，起至治之法，非谨其文，则不能正时事而垂大典矣。此《尚书》、《春秋》之体所以不同也。然《尚书》记治世之事，使圣贤之所为，传之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善之效，安得不说而行之？此劝之之道也。其闲因见恶事致败乱之端，此又所以为戒也。《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之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辩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闲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光辉于世，此又所以为劝也。是《尚书》、《春秋》记治乱虽异，其于劝戒，则大意同也。后之为史者，欲明治乱之本，谨戒劝之道，不师《尚书》、《春秋》之意，何以为法？至司马迁修《史记》，破编年体，创为纪传，盖务便于记事也。记事便则所取博，故奇异细碎之事皆载焉。虽贯穿群书，才力雄俊，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则乱杂而不明矣。然有识者短之，谓纪传所记一事分为数处，前后屡出，比于编年则文繁。此类固所失不细，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于前，君纳于后。事臧则成，否则败，成则治之本，败则乱之由。此当谨记之。某年君臣有谋议，将相有功勋，纪多不书，必俟其臣殁而备载于传，是人臣得专有其谋议功勋也。《尚书》虽不谨编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业，固载于《尧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载于《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犹是焉。迁以人臣谋议功勋，与其家行细事杂载于传中，其体便乎？复有过差邪恶之事以召危乱，不于当年书之以为深戒，岂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虽编年，经目其事，传载本末。迁立纪传，亦约是体。故刘𫗧《史例》曰：“传所以释纪，犹《春秋》之传焉。”此可见迁书之不失也。’答曰：《春秋》，圣人立法之书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断之，明治乱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数句，国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恶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见圣人之经所目之事，遂从而传之，虽不能深释圣人之法，记事次序，一用编年之体，非外《春秋》经目独为记也。迁之为纪也，周而上多载经典之事，固无所发明。至秦、汉纪，并直书其事，何尝有法？纪无法，传何释焉？此乃𫗧附迁而为之辞也。或曰：‘史之体必尚编年，纪传不可为乎？’答曰：为史者习尚纪传久矣，历代以为大典，必论之以复古则泥矣。有能编列君臣之事，善恶得实，不尚僻怪，不务繁碎，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虽为纪传亦可矣。必论其至，则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甫尝有志于史，窃慕古史体法，欲为之。因读唐之诸书，见太宗功德法制与三代圣王并，后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纵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乱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贞观功德之远也。《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诸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记，或一事别出而意不相照。怪异猥俗，无所不有。治乱之迹，散于纪传中，杂而不显。此固不足以彰明贞观功德法制之本、一代兴衰之由也。观高祖至文宗《实录》，叙事详备，差胜于他书，其闲文理明白者尤胜焉。至治乱之本亦未之明，记事务广也，劝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贬不精也。为史之体亦未之具，不为编年之体，君臣之事，多离而书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遗略，君臣善恶之细、四方事务之繁，或备书之。此于为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据《实录》与书，兼采诸家著录，参验不差、足以传信者，修为《唐史记》。旧史之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证者补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遗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编年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书之法，虽宗二经文意，其体略与《实录》相类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乱，不可全法《尚书》、《春秋》之体，又不敢僭作经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书，不尚纪传之体可矣，不为书、志，则郊庙、礼乐、律历、灾祥之事，官职、刑法、食货、州郡之制，得无遗乎？’答曰：郊庙而下，固国之巨典急务，但记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体。其备仪细文，则有司之事，各有书存，为史者难乎具载也。自康定元年修是书，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俟删润其文。后以官守少暇，未能备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虑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编帙，粗成一家言，才力不盛，叙事不无疎略，然于劝戒之义谨之矣。劝戒之切而意远者，著论以明焉，欲人君览之，人臣观之，备知致治之因，召乱之自，邪正之效，焕然若绘画于目前。善者从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兴，而乱本可以预弭也。论九十二首，观者无忽，不止唐之安危，常为世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