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乡在成都之南二百里，其土瘠，故无万锺之家；其地左，故无千金之贾；其俗淳朴，不乐转徙。以是三者，故生子必使为诗书，及举进士为官，下者禄足以肥其家，上者见用于时，接踵相望，计其所得，与万锺千金者岂不相十百也？向使吾乡为通邑大都，则士或习它技，不复有今日儒学之盛。则向之三者，殆天所以相吾乡也。或者谓土瘠而地左，不若旁近郡，而吾乡之人亦以为耻，独不可以儒学之盛与之争衡哉？盖自国朝以来，举进士者稍稍出矣，至天圣中，伯祖父屯田公登科，自是登科者岁不乏人焉。宣和三年，信道兄既调官而归，顾谓某曰：‘吾方具石，欲尽刻乡人之登科者，子为我序。’嗟乎！某去州里久，不得捉笔而入乡校，以从乡人计偕，每以为恨。乃今得为序，托名乡人之右，实与荣焉，因不敢辞。某闻山川英淑之气，其发有时。今三隅不能秀，意其英淑皆钟于人，而乡人言后生之能为词章者益众。信道归，幸谢之，努力无怠，余将见尽三隅之石不足以纪吾乡之士云。宣和三年三月壬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