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子曰：‘茍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效之疾欤？又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何其效之迟欤？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必世云者，较诸善人则已疾，合诸圣人则已迟。三者之效，不能齐一。然则圣何道而疾？善何术而迟？王何务而必世？愿以前代已然之迹，质于此三者。对：圣人之道，无所茍而已矣。以圣人之才，施于天下，其易矣，犹必曰三年而有成也。然方之善人之效，则圣人之治，其疾也远矣。仲尼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夫善人者，所谓‘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者也。既不循前人之弊而守之，又不得圣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缓且久也。有人焉，相继而往，则百年而后可至治矣。所谓‘王者必世而后仁’，则蒙谓作礼乐之时尔。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也，不可猝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渐之仁，摩之义，浃于肌肤，沦于骨髓，然后礼乐可得而兴也。盖礼乐者，虽上之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则本于民，而成于上尔。则圣人之效所以疾，善人之效所以迟，与夫王者之仁，其道可见矣。复请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明之。孟子曰：‘小国七年，大国五年，可为政于天下’，此圣人之效也。若仲由谓三年使知方，伯禽之三年报政，虽不能若圣人之道醇且具也，然亦承圣师之教，奉周公之训，其庶乎其次也。若汉之业创乎高祖，循乎吕、惠，文帝守之以淳俭，孝景绍之以恭默。当时汉之兴，几百年矣，其风俗宽厚，几致措刑，亦胜残去杀之效乎！周承文王之业，历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礼乐焉，此必世后仁之效乎。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