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日，乡贡进士徐积以两耳病聋，不敢走伏节下，谨再拜授仆人献书运使殿院下执事。前年尝为台官者，非阁下乎？积思阁下之日久矣，虽病聋数年，亦未肯自废。身居布衣，而志在朝廷。闻天下有一利，未尝不欲兴之；闻天下有一害，未尝不欲去之。今有四事不敢与众人私议，谨与下执事公论之：其一曰明经不宜拘注疏，其二曰经分大小，其三曰二年一开科场不便，其四曰尊经抑进士。何谓明经不宜拘注疏？去年朝廷复置明经科，议论者皆谓此科废来已久，朝廷能复之，是复古也。于是穷经者与穷经者相告，未穷经者与未穷经者相告。而穷经者日益穷经，未穷经者皆思穷经。议论者以谓此科行之十年，古人之学可以复，而雕虫篆刻之学可以废也。此岂非天下之福哉！岂非万世之福哉！今年乃见所谓明经条制，其对墨义帖经，对大义对策，分为八场，先四场对墨义帖经，后四场对大义对策。其对墨义兼全引注文，其对大义亦具注疏本意。此固朝廷欲求该博实学之一道也，然议论者皆谓此制与朝廷建明经本意不同。朝廷本意，其大略盖患学者之失，文浮而少实，虽或口诵其文，而心昧其义，故特建明经科，使夫朴茂之伦，得以发摅其蕴。今乃拘以注疏之说，则是朝廷不贵明圣人经义，贵记诵注疏而已。且学者穷经，必先熟诵本经，然后观注疏。若注疏之说是，则取之；若注疏之说不是，虽一字不取。至如穷《春秋》，必先熟诵《春秋经》，然后观《左氏》、观《公羊氏》、观《谷梁氏》。若左氏之说是，则取《左氏》；若公羊之说是，则取《公羊氏》；若谷梁之说是，则取《谷梁氏》；若三《传》俱不是，则俱不取。传且不敢，而况于注乎？而况于疏乎？盖注出于传，疏出于注也。然大凡注疏虽多失少得，若其说不至迂繁，学者欲应此科，亦须勉强而记诵之。今按一经之内，积文下注，有倍于本文者，有数倍于本文者，有十倍于本文者，又有倍于本文而不可胜计者，而数不与焉，使学者如何而记诵之？然而必不得已，积日累月，劬劬劳劳，虽无用之说，百千万亿亦可记诵。但恐学者劳而无功，博而寡要，非英儒之学，腐儒之学也。自非有为之士，则不肯穷经，则不肯拘注疏。朝廷必欲使之拘注疏，则自有诸科。今既建所谓明经科，则不宜拘以注疏。若必拘以注疏，虽其人负孟子之道，韩退之之文，亦恐无能此科矣。且朝廷建此科，必欲人应之也。今诸科举人，虽能唇腐齿烂，记诵注疏之说至精至熟，然而并不知经义。穷经之士，但明圣人之道，而不能记诵注疏，则此科将使何人应之哉？则是朝廷有复明经之名，而无复明经之实也。谨按汉之学者皆能精通一经，其时固未有注疏，其所谓精通者，或得之于心，或得之于师，精通圣人经义也。故其所学如此者，于行事如何？其列于史传，其见于后世如何？以此论之，责其通，不责其实，贵其要，不贵其多。盖精者不博，博者不精，此事之常也。至于商农之业，百工贱技，皆如此也。唐之啖、赵、陆淳，此三人者可谓明经矣，于圣人之道可谓有功矣，然而解《春秋》多不取三《传》，而解己意，而况于注疏之说乎？故后之学《春秋》者，必自啖、赵始。此皆前世穷经已然之效也。自唐虞以来，简策所载，天下治乱之本，未尝不系取士之得失也。而士之所学，系上之教何如尔。以此观之，朝廷固当养育天下英才，使之不为腐儒之计也。且朝廷亦尝置说《书》科，亦何尝拘以注疏？故近年多得其人。为朝廷计者，莫若取说《书》科条制，仍以朝廷建明经本议，再详酌而行之，以塞天下之望，以网罗天下之英杰，以为万世不刊之法，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此一事也。何谓经分大小？近降明经条制，《毛诗》为中经，《周易》为小经。议论者以谓《毛诗》恐不宜为中经，宜列为大经。《周易》若据字数，诚合为小经，若据经义，得列为大经。又曰：圣人之经不必分大小。其三《传》、《春秋》亦不宜各置科，只宜特置《春秋》科，使引三《传》解之而附以己说。今置科，若以《春秋》为名，则是尊经之义也；若以某氏传、某氏传为名，则近乎弃经任传之义也。故董仲舒守《公羊》，刘向守《谷梁》，歆守《左氏》。此三人者，于《春秋》各守一传，故不能大明《春秋》之道。此先儒之弊也。其《孝经》、《论语》，此二者，圣人言行之书，恐不宜为帖经。《孟子》醇乎醇者也。此三者，并宜附于《易》科。《尔雅》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宜附于《毛诗》科。诸所附者，皆问大义。谨按帖经所起，盖自唐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遂奏明经加帖，甚非古也。积亦尝应进士，举其帖经墨义，但互相传写一本尔。科场之内，有同儿戏，何益于事哉！其帖经，不若罢之。此二事也。何谓二年一开科场不便？积常行陕西道中，亲见西川举人多是徒步，或自提挈，或十数人共顾一仆役，其甚者破产业。而未及至半路，或滞霖潦，或不幸而有疾病，故有不得应举而归者。虽应得一举，亦受尽艰险。今又二年一开科场，则其远方孤寒，益受其弊也。然又有大不可者，今之为进士者，多是不肯治经，但于经史之内摘拾题目，及赋中要用事迹，其甚者只是记诵近年词赋策论，及诸家类题，以为茍进之计。今又二年一开科场，宜乎学者尤不暇治经，尤为茍简之计。以此论之，且宜仍旧四年一开科场，或三年一开。若三年一开科场，亦宜于转运司类试。积夙闻朝廷亦尝议转运司类试，今诚能如此，以一路州府军监解额，定为转运司解额，使天下举人只就本路转运司试，不惟便于远方孤寒，天下举人皆便也，而又可以革寄应之弊也。且天下举人，所以多就开封府寄应者，亦无他，盖为本土解额人数少。今天下解额又减其半，则是开封寄应者益多，而举人之冒法者愈甚也。今若转运司类试，总一路解额，解额既广，则人皆便之。是可以革寄应之弊也。其福建一路举人最多，故倍于他路，只宜各在本州试。图天下之便者，不必同也；拘一路者，必妨天下也。此三事也。何谓尊明经抑进士？近降明经条制，其十通者乃得比进士第一甲。今进士及第，自三人已前，便得大郡通判，只是一赋之功。其恩例在明经之上，恐非朝廷尊经重道，劝天下之本意也。谨按明经所学与进士所学，浮实大不同。其进士恩例，宜乎杀于明经。当此之时，正宜尊明经，抑进士。凡此四事，实关天下大利害，固学者之所宜究也。古圣人之为君，古贤人之为臣，虽愚夫愚妇，𫇴荛贱人之言，未尝不取而行之，未尝私己之好恶而妨天下之公也。至于后世则不然，虽有可用之谋，可行之议，恶其策不从己出，往往沮而不行。但欲行己之谋，售己之说，恶其议之异于己者。此皆不公于朝廷，不顾天下利害也。然而岂能掩天下之公议哉？岂能掩万世之公议哉？徒自大其非耳。今阁下为朝廷耳目之官，所言所行者，当思至公之道。则积之所言，合天下之公言，愿阁下早为之所。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