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秋，同被诏校《唐书》新本，见史第伯玉与傅奕、吕才同传。谓伯玉以王者之术说武瞾，故《赞》贬之，曰：‘子昂之于言，其聋瞽欤！’呜呼甚哉！其不探伯玉之为政理书之深意也。明堂大学，在昔帝王所以恢大教化之地，自非右文好治之主为之，且犹愧无以称其举，岂淫艳荒惑、险刻残诐妇人之所宜兴乎？缘事警奸，立文矫僭，伯玉之言有味于其中矣。彼傅、吕者，本好历数才技之书，但能略顾大体，颛务记览以济其末学，讵可引伯玉而为之等夷邪？杜子美、韩退之，唐之伟人也。杜云：‘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韩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其推尚伯玉之功也如此。后人或以己见而遽抑之，人之材识，信夫有相绝者矣。同当时尝欲遽疏于朝廷，以辨伯玉之不然，会除外官不果。癸卯春，伯玉县人金华道士喻拱之过门，言其令庞君子明于本观陈公读书堂旧基，搆大屋四楹，题之曰‘拾遗亭’。栋宇宏豁，轩楹虚显，步倚眺听，依然风尚。将纪其实，愿烦执事。’同曰：‘伯玉，同之郡人也。昔不幸而死于贼简之手，心尝悼之矣。今不幸而不得列于佳传，是故恳恳欲一为之伸地下之枉尔，记此何敢妄。’遂述前事，使揭于亭上，聊以阐独坐之幽。其山川之胜，登临之美，今古不易，有子美之诗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