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近以降黜吕诲等敕命不由银台司，累具论奏。今又闻罢傅尧俞等敕，亦是直送本家。臣窃以法制者，天下之公器，非天子所得私而有，而臣下所敢辄废也。故法有不便事则易之，未有设而不行者；人有不称职则去之，未有存而不用者也。陛下才毕亮阴，即降诏戒厉臣下，曰：‘内外因循惰职者众，未闻推利及民，尽心忧国者。’其末又训以‘易虑孳孳，各循厥职’。诏下以来，未及一年，不闻群司有所进益，而公卿大臣方自坏法度，违失诏文。臣虽区区，为陛下爱惜此事，章三四上，不蒙省察。京都之内，禁门之中，尚且如此，而欲以风劝天下，推利及民，岂可得哉？孟子有言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有言责者，既不得而去矣，不得其职者，尚且胡颜以苟处乎？况臣两还诏旨，今又不能仰遵圣谕，为官守法，罪戾仍重，岂宜久玷侍从，尚窃封驳之名？伏望圣慈特赐黜罢。所有银台司等职事，臣更不敢签书，见居家待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