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以陕西、河东，自绍圣二年用兵至今，首尾六年，进筑未毕。覆军杀将，縻费钱粮，不可胜纪。每筑一城，自帅臣已下，增秩赐金，号为赏功。窃按《春秋》之法，凡称城者，谓既得其土地人民，然后城之，以宅人民耳。今则轻师潜入三五十里，以至百里，乘敌人未觉之时，数日之间，苟修草创，亟闻朝廷，盗取功赏。然自城门之外，依然贼境，以一径内通，昼日挟兵张弓，非百十人不敢行，是真谓之城乎？其初，帅司制置经画，每一寨屯三千人守御，计置粮草，厚破公使，以来吏民。不旬月间，人兵复抽去，草粮未尽计置，公使亦遂裁减。其已居官吏、人民，日夕忧恐，不成家计。亦有修筑逾年，至今未有人居止者。其兵将吏民，彼此相谕，本不为修筑开边，止为沽将帅之赏而已。以致工作苦窳，守御缪悠。若夏人一来，不攻自破。此皆边人之语也。朝廷高远，诡冒百端，上下相蒙，以致如此。昨元丰年五路出界，既而回军。神宗皇帝欲自泾原路胡卢河川筑十五堡，以通灵州，以其功赏浩大，寻亦罢之。五路入界，所降御前劄子画一指挥，第一不得修筑城寨，深虑边臣幸赏也。李宪筑兰州，虽不按法，然勘劾逾时，终亦不赏。范育帅熙河，筑定远城，用钱粮五十七万。当时言者，以为百万，论列纷纭，二年不已。今既河东、陕西六路，进筑五十余城，亦何止泾原十五堡也？其一寨之费，何止定远百万耶？又自军兴已来，关中岁饥，流亡莩饿，十室九空。盐池之利，居天下之半，一旦失之。夫以军事方兴，值累年灾歉，而又失大利，天意可见也。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三者皆不得其一，而坚以罢将御老师，役饥民，争旷土而不变者，未之有也。熙宁中，李复圭帅环庆，因出军散鞋钱，以其半尅还旧欠，众兵喧呼，溃叛而出，关中骚然者，逾时不能定。今则六年妄作，曾无一人哗语，此庙社之灵也。每一思之，使人不寒而栗。用是庙堂之上，日进谀言，蔽哲宗皇帝聪明，以谓夏人之势，至衰至削，中国六路进筑，而无敢有抗，晏然自得，不复计虑，此尤可忧者也。臣且以近事明之，绍圣三年秋九月，夏人大举寇鄜延，号一百八十万。破金明，围延安，陵轹诸寨，种落为之一空。至四年，便为衰弱不能举。岂今年一百八十万，而明年径至衰弱如此者乎？虽甚愚之人亦知之，庙堂执政大臣亦知之。姑为此说，专欲蔽上之聪明也。大抵夏人用兵，皆本元昊之法，先谋而后战。吝啬财用，爱惜人命，与中国政相反。中国六路进筑，天下困獘，夏人坐观，不遗一镞。臣敢望陛下止以此观之，不问可知矣。夏人谋深，不同中国。彼一旦谋成力办，摇尾南乡，凡新筑之城，创开之地，未有能不失者。臣未死，可以服妄言之刑矣，愿陛下以三年待之。河东之人，自古不曾流移，以其勤俭为生，少经力役，今则流徙太半。长安、陕、华，米斗一千，鄜、延麦面，一秤二贯三百，皆足陌也。自西京以封桩钱籴米，运至鄜延，每石为钱二十贯有畸。古先有是乎？关中之民，十无四五。以今日之势，而犹贪无用之空土，非卖国而何？故臣今日之说，敢望陛下速罢兵养士怀民也。不然，将有变矣。不易帅，不能罢兵；不久任漕司，不能养士。五年罢兵，十年怀民，恐疮痕犹未合也。古之善兵者，其君莫如汉光武，其臣莫如唐李光弼。光武每发兵，必增白须数茎；光弼每临阵，常置短刀靴中。人或问之，光弼曰：‘吾天子三公，不可辱于贼手，万一败北，则当自裁也。’以光武、光弼之饱战知兵，独如此之难，是何江湖书生，足未尝履边塞，目未尝见兵革，耳未尝闻金鼓，一旦轻率总戎，容易取败，贻忧君父，残害生灵，曾不至于自焚者，前所谓庙社之灵也。绍圣三年秋，臣赴任知潭州，登对，故尝析陈于哲宗皇帝之前，因及神宗皇帝感疾之由。天颜颦蹙久之，屡蒙叹韪。然当是时，犹未至于如此。其后卒不见施行，为左右大臣所蔽也。故善御者，毋使穷其力；善牧者，毋使扰其群。力穷则车败马伤，群扰则瞻前失后。静思至此，虽有智者，不能善也。方今天下之事，大且急者，无甚于此。伏望留神三复，考验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