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为国之要，号令必信，赏罚必当而后治。若号令虽具而不行，爵赏虽行而不中，欲求贵幸歛缩，纪纲振举，不可得已。近制武臣刺史以上非有功不得迁，此实陛下谨守祖宗故事，欲使爵赏之柄不滥而不私也。今刘永年特以章献太后故，过推恩泽，使余人不得援例，抑以条例为不足守，而朝廷可以自作而自废邪？法令因公于一人而作之，又私于一人而废之，何以取信于天下？苟谓永年久次而当迁，则刺史以上岂更无一人岁月稍深如永年者？今日指挥，但使孤寒之人隔在恩外，不得与永年为比，岂至公之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