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方今陋儒之论，以为人主之治天下，直以礼乐刑政，而为士者亦务明于道德性命而已，文章不足尚也。臣窃以为过矣。昔者尧舜三代之世，文章焕然，周公、仲尼圣人之在下者，文章亦深远矣。今陋儒以己不能之故而曰不足尚，则是六七圣人者，皆不足法乎？且夫尧舜三代，距今几千岁矣，其风俗之盛衰尚可考者，以其书知之也。故周之噩噩，不如商之灏灏，而商之灏灏，不如虞之浑浑。周之衰也，礼乐刑政尚未大坏，而其文章独先溃烂，无复浑灏之气。后世言治者，不过称汉唐，诵其诗，读其书，则亦皆差贤于后世。盖自古未有盛德之世而文章骫骳不振者也，是以圣人尚之。太祖皇帝时，天下初定，未遑文学之事。太宗皇帝数与侍臣论文，由是风俗翕然而变。尝喜而谓侍臣曰：‘近时文物渐盛，它日必有著名者。’其后累圣临御，皆以叡文神学，超轶百王，又皆崇儒表善。盖自端拱、淳化之后，天下乂安，士得笃于文事，磨砻缀缉，以副上意，百余年间，异人间出矣。臣尝思之，此岂一朝夕力哉？是殆累圣奖励激劝之所致也。臣闻太宗始尚文教，则士有王禹偁、苏易简倡其风；真宗敦好词学，则有晏殊、杨亿为之冠；仁宗时则有若欧阳修，在神考时则有若王安石。此数公者，其文皆不愧于汉唐，而其余以文擅于一时者尚不可一二数也。朝廷之上，文物之盛，至今耆老以为美谈，真太平之伟观，治世之休光也。陛下天纵明智，肆笔成书，虞歌汤铭，播示海内，自有书籍以来未之有也。臣窃度之，虽有相如之典策，终、严之奉对，常、杨之制诰，尚未足以仰望清光，必有赓歌之臯陶、陈谟之大禹，效伎于周、卫之内，而后为称。方今虽不乏人，然而数年之后，壮者已老，老者已耄，则陛下所取以为侍从者，类皆今之少年进士也。臣为进士，顾所谓时文者，其体格曾汉唐之不如，则陛下它日所望以赓歌陈谟者谁乎？意者奖励激劝之道有所未尽而后生小儒承陋儒之说，以为无事于此，是以日靡靡也。陛下广庠序之教，置师儒之官，进士之高选者，不惜好爵以尊显之，不可谓不奖劝，而士未有深于文者，虽臣亦疑之。进士之高选者，或幸得之，而未必深于文也。至体格卑弱者，又曾不屏黜，此固宜其不勉者矣。谓宜稍变其体，间求四方之能文者，不问疏贱而尊显之，则不十年，必有能赓歌陈谟者出焉，使夫尧、舜之主而有臯陶、大禹之臣，以继今日之盛。且陛下它日功成治定，亦当得此等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与诗书并传而不愧，宜不为无益。故臣欲破陋儒之论，而先言治天下者文之不可废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