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闻契丹国书到阙，议者纷纭，以不请深入为敌中微词，不敢与元昊誓书，缓行封册之礼，以观敌变，此皆游谈之过虑也。臣昨在敌中，预闻书意，虏主亲与臣言：如行封册之请，遣使深入军前，恐契丹军马到彼，误有杀伤，即别无微意。臣又详观二敌形势，唯有速行封册，使元昊得以专力东向，与契丹争锋，二敌兵连不解，此最中国之利。设若二敌交兵，虽有胜负，契丹不能止我之和，谋已先定故也。假如契丹战胜，元昊伏罪，则我与元昊通和，契丹自以为功。又如契丹战败，则我与元昊通和在前，固非观望，加以契丹意在雠赛元昊，岂复妄怨于我？此皆理之必然者也。傥或朝廷怀犹豫之心，谋不早定，则事久变生，非我之利。窃以元昊天生凶狡，非独今日知之。且以契丹强盛，尚敢侮慢，况于中国数战屡胜，徒诱于利，乃肯和尔，岂是心服？若知我逗遛以待其变，则翻然屈服于契丹，而专力肆忿，为患于我，未必轻于契丹也。臣之愚虑，以谓封册元昊，在二敌胜负未分以前，则元昊有以为恩，契丹无以为词。今若谋虑未定，二敌交兵，万一契丹战败，而遣使坚来止我之和，元昊亦遣使坚来求和，元昊已纳誓书不可违，契丹兵败不可违，未知朝廷此时，何以处置？臣愚以为及杨守素未出边境，先降敕命，差定夏国封册使，俾共知之，以坚西贼之心，专图北敌。此则鬬二敌之策也，唯早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