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方今贡举之法有三：曰义、论、策。大要以义为主，臣既科条之矣。策、论亦足以考士之所学，而非今日之所先也，故臣特言其略，而陛下试观焉。臣闻真宗皇帝时制诏取士，兼收策、论。尝谓丞相旦曰：‘时才政事，尽在二者。’臣窃惟神宗皇帝所以罢黜词赋，而独不废策、论者，以为取士之道，义以观其经术，论以察其智识，策以辨其谋略，则天下之士尽在吾彀中矣。是时太学诸生，有策居第一者，其文辞亦未有以大过人也，然神宗皇帝尚取而观，是以学者咸劝，经义之外，策、论亦彬彬可取焉。近日学子乃以是为余事，不过亦以偶俪漫汗之文，纂错繁杂以充试卷而已。此尤失作文之体矣。而有司曰‘是余事也’，亦不以定升黜。又其所问，率皆无益之事，类非所以取时才而询政事也。夫学者之未仕，其于时才政事，是岂能知而有以助万一邪？然既以设科，则不得不尽其实，此真宗之所以兼收，而神考之所以独不废也。今之学子皆不观史书，则策、论之不工，为无足怪。臣观历代史记，其间车旆服器、礼乐制度与夫守文之君、当途之士相与谋是非而断利害者，皆今之所宜知也。《书》云：‘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太宗皇帝读《书》至《说命》，未尝不太息也。神考之圣训曰：‘汉之武、宣，唐之太宗，则吾无间然矣，自余治世盛王，则吾取二三策而已。’夫岂以史记为不足观邪？臣尝与市人读诏书于路，窃见陛下戒伶官则引同光之政，谕宗室则称刘向之美，盖学为王者久矣。汉丞相言：‘谨按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词深厚，小吏浅闻，不能究宣。’因重掌故之选，自是公卿士史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夫西汉之诏书无足道也，然犹恐浅闻者不能究宣。今圣天子诰命如此，而承学之臣率不知史书，此臣之所甚未谕也。陛下侧席求贤，用之惟恐不及，士之去为公卿盖无日矣。今日之论则他日之陈谟，而为陛下讲治道者也；今日之策则他日之奏疏，而为陛下议时政者也。宋兴以来，名臣几百人矣，其陈谟奏疏，班然可睹矣，此岂致身庙堂之上而后学为者？自为布衣，其学素明也。陛下试读今日之策、论，以预卜其陈谟奏疏，则他日之文物，恐未得如前日之盛，臣是以为陛下极言之。臣尝见一进士工为文词，至为策、论，则亦漫汗偶俪，无足观者。臣偶问之：‘汝何苦而为此？’则曰：‘不然，有司不我取也。’夫神考与陛下教育之意，当使天下洗濯磨砻，日夜奋发，务增其所未高，而极其所未至，以待国家之用。今以有司之故，而使豪杰之士破厓岸、去圭角，以自贬损，则中人以下，何可望其进邪？盖古之教人者，思所以增益之，而今之教人，思所以摧抑之，甚非圣主意也。顾陛下诏有司及考试时策、论所问，皆可以察智识而辨谋略者，其文非得体，则明教告之，而取经义之外，亦颇以定其升黜，庶使学者少通前代之典，无令空言不适于用。又时因得豪杰之士，凡此皆所以为异日名臣之资，此神考与陛下教育之本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