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尝谓学者之病，在名实之不相副。庠序之士所慕者三代，今其文愧于三代矣；其所陋者汉晋，今其文不幸类之矣。是犹躬行颜、闵之行，而服盗跖之服，曰‘无伤也’，此岂可不革其弊哉！前日陛下制诏多士，词尚体要，使复三代之盛，甚大惠也。臣时闻之，踊跃太息，谓将立见浑灏之气。诏书恳切，然无士君子之深于文者倡其风，士因陋就寡，不能远希作者，徒为浅易之文，以应有司之选，烦言碎词，刊落不尽，违明诏，失圣意，臣甚为诸儒不取也。陛下即听臣言，诏革文弊，则当慎择有司而严其法。臣尝计今天下郡国之士，不翅数十万人，既以讲解义理、发明经传为其所难矣，岂无轶群超俗之才，足以辅弱扶微，而庶几于三代之文者乎？特以有司非是不取也，不敢自骋于绳墨之外。凡臣之所患者，独恐有司升黜之际，未尽别白，则士专以守残，其弊未可以猝除也。国家初乘五季之乱，文章盖扫地矣。以太宗、真宗历年之久，声明文物之盛，然仅能革五季之风而已。及仁宗时，益务复古，是时缀文之士不为不众，而士亦未甚劝也。其后欧阳修执文柄，以度量多士，凡僻裂轻艳者揭其名而辱之，惟重厚典直者取焉，由是风俗一变。熙宁之初，僻裂轻艳之文既不复作，而雕虫篆刻之技犹在也，士君子亦皆知其弊，而不能自还，以上之所取者惟是而已。会王安石白罢词赋，神考从之。而安石布其书于天下，使以《新义》从事，士乃始去雕虫篆刻之技。向令仁宗、神考虽有复古立经之意，而无良有司以升黜继之，臣知其有所必不能矣。夫上言所好恶而以升黜继之，虽欲变天下之至难可也。仁宗之复古风，神考之立经义，比于陛下之欲词尚体要，可谓难矣，士犹勉力以副科举，而顺上之好恶，何则？利之所在，固众之所趋也。今荆、广、闽、蜀之间，去京师数千里，学者无所取师，而都下鬻书者岁取进士高选之文，集为版本，传播四方，谓之义格。后生小儒何识之有，徒见为是文者，例得高选，则皆摇唇燥吻，焚油继日诵读，以为师法，此岂可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乎！故其要莫若慎有司之选。陛下欲民之不散，则必择导民之官；欲农之不惰，则必择劝农之吏；欲士之深于文，则亦择司文者而已。必得如修及安石者，足以风动天下，而又谕以升黜之旨，仍大臣自太学博士及郡国教授每岁谨察其升黜之当否，以为赏罚，士虽未能遽复三代之风，然少须假之，不一二年，必有可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