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者威武之目，圣人以是除天下之恶，兴天下之善，其不可去之者久矣。穆宗承章武恢复之后，志在偃革，宰臣段文昌、萧俛因献消兵之术，密诏天下之兵，每百人限八人逃亡。逃亡者入山林薮泽，聚为寇盗，蜂屯蚁聚，鹗飞隼搏，所至村落，悉遭毒螫，生民于是渐无憀矣。及朱克融、王庭凑之乱，其逃亡之兵多归之。朝廷议讨二贼，召新兵，皆市井乌合，累为贼所败，而威沮气丧，不复有师伍之势。于是河朔之地，复为贼所有。噫！章武以雄睿之姿，中兴唐室，驱驾豪英，选任将帅，区区然二十余年，方定两河之寇，其勤劳宵旰，固已至矣。而萧、段二子，谬于一言，遂复失之。是时国家所费亿万之财，而不得河朔斗粟尺帛，可谓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也。夫二子者必欲去冗兵，省调度，则三代两汉已来，固有制度在方册，可考而行。若未能及此，则可选其老耄疾病者俾之为农，其他骁锐勇敢、熟于战阵者，自可有养以备征伐，何必立为定制，百人限八人逃亡？若以当时禁卫言之，有兵二十万，每百人限八人逃亡，是天下有一万六千人逃亡为寇矣，此岂不为天下患哉？其后至宣宗已后，所在寇盗充斥，石顺起于湖南，毛约起于江南，康全起于歙州，至于恭定干符之际，王郢、王仙芝、尚君长、毕鹞子、全缴山、一丈黑、李摩云、刘汉宏、李重霸之徒，侵陷岭、浙，骚绎青、徐，以至襄、汉，悉被其毒，其中多有逃亡之兵，为之声影，其祸皆胎于消兵之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