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谨具如前，臣等看详王安石、司马光所论阿云案内情节，敕律悉已明备，所争者惟因字而已。以光之说，则谋不得为伤之因，谋杀已伤，伤不得首，合从绞罪。以安石之说，则谋得为伤之因，谋杀已伤，伤不得首，所因得首，合从原减。臣等窃寻圣人制法之意，其大略有三：有量情而取当者，有重禁以绝恶者，有原首以开善者。盖损伤于人，有惨痛轻重之差，故刃伤者坐以徒，他物拳手伤者坐以杖，其义足以相偿而止，是量情而取当者也；畜谋同便致人于死，非重绝之，则相仇者不禁，故谋杀已伤者从绞，是重禁以绝恶者也；茍杀人未至于死，于物尚可以偿，于事犹可以自还者，皆得以首，是原首以开善者也。三者虽制法各殊，其于使人远罪而迁善，其义一也。议者见损伤不许自首，谋杀已伤从绞，便谓谋杀不通原首，是未尽圣人制法之意，而于律文有所不达也。律之正文著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于损伤人不在自首之例。其下注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此正恐后人惑于损伤不得自首，便将谋杀已伤之类引用律文，所以特发此注也。然而于自首者但令免所因之罪，而尚从故杀伤法者，此尤见损伤不得自首之意甚明。何则？所因之谋罪虽见原免，而伤者还得伤之罪，杀者还得杀之刑也。且造律者于器物至不可备偿，则不许其自首。今于损伤尚有刑可以相当，而必令不得首其可悔之谋罪，而即偿以死，恐不尽圣人好生之心，而无以开愚民改恶之路。夫杀人者死，伤人者抵罪，此古初立法之本意也。然伤人之恶，其状万殊，有因劫杀而伤者，有因谋杀而伤者。古初之法既不足以禁奸，故后人酌其轻重之宜，增以斩、绞、徒、杖以补前之未备。因劫杀而伤者，则增至于斩。因谋杀而伤者，则增入于绞。向使不因先谋，则不过徒杖三年之科而已，岂至深入于绞乎？今若首其先谋，则伤罪仍在，是伤不可首，而因可首，则谋为伤因，亦已明矣。又案律家所以设首免之科者，非独开改恶之路，亦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则欲遂其恶心，至于必杀。又罪人未获，则追扰逮捕，酷及平民，绵岁逾时，公私受害。若许其自首，俾从宽宥，则罪人斯得，刑狱无留，公私之害一朝而息，则其为益盖不轻矣。今若由此著为定论，塞其原首之路，则后之首者，不择轻重，有司一切案文杀之矣。朝廷虽欲宽宥，其可得乎？苟以为谋杀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则六科之中当著谋杀已伤不在自首之例也。《疏议》引盗杀为例，王安石所谓‘举重以包轻’是也。盖律以强盗伤人为斩罪，而谋杀已伤为绞刑。假有群盗于此共劫一家，将至其门，知有人守御，遂谋杀之而入。若其不死而来者，则强盗之斩罪以所因而见原，谋杀之绞罪以不得首而就死。用刑如此，岂不失轻重之差乎？难者又以为谋杀得免所因，有自绞刑而得杖罚者，则为已轻。是又未晓原首之意也。人之恶莫大于谋反，其暴横莫甚于杀人而夺财，并于自首得从原减，何独于匹夫之相仇而必欲致之死也？夫中人之情，善恶相混，纠纷反复，未始有定，故小人之于罪恶有未作而悔者，有方作而悔者，有已作而悔者。今法家以谋杀徒三年之罪，未行凶以前自首，故得前原；已伤者，其事既行，遂不许自首，便从绞坐。即如此，何以待方作而悔者乎？已作而悔者，其人已死，在事有不可追之理，于刑有不可逭之义。方作而悔者，其人尚存，乃令与已杀者一坐以死，是岂尽用刑之次序哉？盖圣人之于不仁无已甚之嫉，而于奸恶有怙终之杀。今方作而悔，得为怙终乎？首而不原，不为已甚乎？夫造法者常本之人情，而不能曲尽人情之变态，古人所谓‘律设大法’是也。议者乃多引奇罪以责律文之不合者，臣恐虽没世穷年，而议卒不定也。且今律所不备，别以候敕从事者甚众，何独泥此也？请以谋杀一事言之。案编敕节文，谋杀之罪，若投弃人于水中并崖险处，或以诸物缢颈，或以土填塞口鼻，但意在致人于死，偶获生免，并槌击撞打要害之处，已死复生者，以上虽不见血，律同已伤之法。又谋杀人，伤与不伤，情理凶恶，不至死者，并奏取敕裁，茍律文自备，则此二条又何为而设也？荀卿有言曰：‘法而不议，则法之所至者必废。’然则法待议而后行，所从来久矣。今令所因之谋得用旧律而原免，已伤之情复以后敕而奏决，法以正其本，议以尽其类，则何谓而不可也？臣等以为宜如王安石所议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