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记》曰：「在德不在险。」然则用之则乖「在德」之训，弃之则违「守国」之诫，二义相反，其旨何从？ 又问：以山河为宝者，万夫不能当也，以道德为藩者，四夷为之守也，何则？苗恃洞庭，负险而亡，汉都天府，用险而昌，又何故也？今欲鉴昌亡，审用舍，复何如哉？ 臣闻《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秦得百二，以吞天下，齐得十二，而霸诸侯。葢恃险之论，兴于此矣。《史记》曰：「在德不在险。」《传》曰：「九州之险，是不一姓。」葢弃险之议，生于此矣。臣以为险之为用，用舍有时，恃既失之，弃亦未为得也。何者？夫险之为利大矣，为害亦大矣。故天地闭否，守之则为利；天地交泰，用之则为害。葢天地有常险，而圣人无常用也。然则以道德为藩，以仁义为屏，以忠信为甲胄，以礼法为干橹者，教之险，政之守也。以城池为固，以金革为备，以江山为襟带，以邱陵为咽喉者，地之险，人之守也。王者之兴也，必兼而用之。昔汉高帝除害兴利，以安天下，自谓德不及于周，而贤于秦，故去洛之易，即秦之险，建都创业，垂四百年，是能兼而用之也。桀、纣、三苗之徒，负大河，凭太行，保洞庭，而不修德政，坐取覆亡者，是专恃其险也。莒子恃其僻陋，不修城郭，浃辰之间，丧其三都者，是怠弃其险也。由斯而观之，山河之阻，沟墉之固，可用而不可恃也，可诫而不可弃也。智以险昌，愚以险亡，昌亡之间，唯陛下能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