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长世御俗，宣教化之本也。宣帝不识帝王远略，故鄙之曰：‘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复无用儒之实，虽外以贡、薛、韦、匡为宰相，而内以弘恭、石显为腹心。是时天下之政，皆自恭、显出，贡、薛之徒言不必行，计不必从，但具备位而已。自恭、显杀萧望之、京房之后，群臣侧足丧气，畏权惧诛。虽睹朝廷之失，刑政之滥，莫复敢有抗言于时者。元帝昏然不寤，益信显、恭。是故奸邪日进，纪纲日乱，风俗日坏，灾异日见。孝宣之业，职此而衰矣。而史固称上‘少而好儒，及即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贡、薛之徒，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噫，史固所谓牵文义者，非儒者之文义乎？昔宣帝尝怒元帝言用儒生，曰：‘乱我家者，太子也。’今观史固之赞，宛是元帝用儒生乱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纳萧望之、刘更生、京房、贾捐之之谋，退去𪫺人，进用硕老，与之讲求治道，以天下为心，则邦家之休，祖宗之烈，可垂于无穷矣，安有衰减者哉？史固笔削论定善恶之际，何不书‘上即位，登用儒生，不能委之政。牵制佞幸，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如是则褒贬得其中矣。吾大惧后世继体守文之君，览史固之赞，以为自昔儒生之不足为用也，而委任佞幸，以致衰乱，祸不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