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戊戌岁，予为吏汾州，既至，考图牒，则曰：‘魏文侯都之，墓在孝义县西五里。东汉郭泰林宗之墓在介休县东二里，蔡邕作《林宗碑》在墓之侧。’他日涉郡守园池，见唐开元二十年孝义令杨仲昌所作《魏文侯碑》在焉。其旁记墓在胜水之阳，与其周旋高大甚备。至大中十年，刺史崔骈自孝义移于此，且尽叙魏之世系始卒于下。而于州城之东，大中佛寺北庑得《林宗碑》，备刻二辞，其一蔡邕之文，其一记林宗后裔纤息，不刻立碑之年载，推本似隋唐间，不知何时移置州城也。予遂摹二碑，畀孝义李令复、介休闾丘令访求二墓。已而得魏文侯之藏，而林宗亡之矣。盖杨氏所建文侯墓侧载述之详也，惜乎人知爱其碑，恐暴露毁折而徙之，不知其碑徙而墓夷也。今林宗墓既不可得，幸而得文侯之墓，如不表识，久之则亦削平磨灭如林宗无疑也。于是使李令改石别刻杨氏之碑，与其所记墓之所在、周环高大、并崔骈所列者，尽镵而立之墓侧。予是为记其由，庶几可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