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于衰乱之中，其言前世天子诸侯贤人哲士成功立德治乱安危可否之迹，可谓详矣。其于圣贤事业可疑之际，与群弟子问难对答，判然明白以著于后世，而成王赐鲁以天子之礼乐则无传焉。岂是孔子讳之欤？讳之非所以为孔子。孔子立于鲁国衮、定区区之间，而是非尧舜以来数千百年之事，事是则谓之是，事非则谓之非。是非在彼，孔子何与其私哉！闻古之人曰尧，曰舜，曰禹，而孔子论之。于尧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唯大，唯尧则之。’于舜禹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又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禹，吾无间然矣。’于文王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商，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于武王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圣人之道，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内不怍于心，推之不异于古，挽之不违于今。适异时，立异事，行异言，存异迹。迹之是非如日月焉，谁能揜而增其明晦邪？汉儒以是厚诬于成王，吾不得孔子之言而信之，乌得厚成王之过也哉！古之圣人，以天下之势莫能相长，而必有以长之者，故天子长天下，诸侯长一国。长者地大，长之者地小，杀而离之，纲而维之。詟强挫锐，而天下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委顺柔伏而归命于上，虽有掘强骄愎之民，而无所逞其欲。故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制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王制》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所云亦若是。虞、夏、商、周不变也。《周官》职方之制曰：‘上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由伯、子、男以次而差降之。则诸男之地犹得方乎百里。’二《礼》杂出于汉儒，其所云者乖戾讹谬，无足考正。不得孟子之言而据之，吾何以识其不然而使之哉！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亦为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汉儒以谓成王封伯禽于曲阜，地方七百里。揔其实不然。周之衰也，诸侯之强者吞弱，大者并小，斥土广地而自为雄国，恶武王周公之典籍，为害己也，而皆去之。孟子曰：‘今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焉。’汉儒杂采衰周土地之数，以厚诬于成王，而不顾天下诸侯方千里者犹九国焉，岂九国者亦皆成王之赐欤？以九国为非成王之赐耶，则鲁之七百里也，乌足谓之多哉！鲁于是时比诸侯为最弱，不至乎千里，亦势然也。土地之数犹若此，则鲁之郊禘，其又可以信汉儒之言耶？宋人有以千金均十子者，曰：‘与而百金，若资以为生。’比父百年而没也，其子有乘时转徙发贮鬻财而至万金者。有拱手坐耗而短褥不被其身者。越人一旦而视之，曰：‘而翁奚不均哉？均是子也，而若独万金何邪？’是之谓据今而尤古，不揣本而齐之末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