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之西京，其为治近于正心修身以化天下者，莫如孝文帝。文帝躬行以率下，其迹著明者，莫如节俭。班固称其在位二十余年，宫室园囿，无所增加，至于身衣弋绨之服，帷帐无文绣之饰，则其行之于身者，可谓至矣。宜其天下之民，靡然革其故俗而从之。贾谊乃极论时弊，以为礼义廉耻，不行于天下，天子之服而庶人得以衣倡优，被墙屋。由此观之，民之奢侈而僭上，骄汰而无节，盖亦未过于此时也。岂帝王之行，不足以动天下之民哉？盖文帝之所率民者，未有以尽其方也。凡为治之体，有风化，而又有法度。风化所以动民之心，法度所以动民之志，两者相为用，而未尝可以偏废也。风化有余而法度不足，虽黄帝、尧、舜复出，犹不能使天下皆胥劝而为善也。先王知其若此也，故为之制度之密，纪纲之详，颁之天下，以束其心体，齐其耳目。故宫室之用，器服之饰，车舆之节，人徒之数，自天子至于委吏，由京师被于海表，斟酌处置，锱铢分寸之间，皆有条理而不乱，使之驯饬而不至于拘，优游而不至于荡。下者不得进而慕上，尊者不得俯而从卑。则是所以调剂天下之民者，尽于此矣。犹惧夫斯民之未深知也，于是月告之，时诏之，岁晓之，置官师以劝之于乡闾，立师友以讲之于庠序，使之知夫循理奉法之荣，逾分犯上之辱。夫如是，故天下之民，虽豪悍忍诟者，莫不愧羞勉激，以从上之令，而后风化得行焉。文帝之为天下也，尝有法度纪纲以节制之与？尝月告之，时诏之，岁晓之，使知礼义廉耻之可贵与？皆未尝闻也。则天下之民将何所依归向风而就先王之礼哉！此其虽有修己之勤，而卒无化俗之效也。下至孝武，慨然有意修太平之治，于是畴咨海内，招徕俊良，与之议文章，改制度，而武帝未尝行之于身，故天下亦莫之信。其为治之迹，与孝文异，而其失一也。臣故曰风化、法度，两者相为用，而未尝可以偏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