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绅之论，皆以为唐太宗之德业，可以追迹三代之盛王；予以为太宗特秦皇、汉武之不败不危者耳。太宗当隋氏之乱，辅翼高祖起义晋阳，以一旅之师转战天下，所向必败其军，取其将，包其地。及已即帝位，政事简肃，尊儒重贤，法度文章，稍稍修立，而憔悴之民，复见升平之世。由是言之，太宗可谓明天子矣。及其务名尚功而用心于外，生事四夷而勤兵于远，则何以异于秦皇、汉武之为哉？虽然，秦皇坐招天下之乱，汉武大穷中国之民，而太宗之失，未至于此，予故曰秦皇、汉武之不败不危者也。请略言太宗之失四事，以为君国者戒。《春秋》书公会戎於潜，说者以为御夷狄者，不一而足也。盖夷狄者，天地幽阴之气，聚于障塞之表，散于沙漠之上，故其君臣无阙庭之礼，其士民无冠带之制，先王视之，若猿狖之在山，鱼鳖之在泽也。其来不以为荣，其去不以为辱，其毁我不足忧，其誉我不足喜。而太宗溺于四夷之甘言，称‘天可汗’而以临之，屈天子之贵，下从酋长之号，以徼名于流俗之间，其失一也。蕃夷种类，非有礼义忠信之心，慈良岂弟之意也，特屈于不得已而稽首于我，譬如鹰隼，饱则飏去。先王知其然也，投之不毛之区，置之荒忽之地，使其耳不闻中国之金石，目不覩宗庙之礼，其心冥然如圈豚笠彘，不识堂陛之上，然后奸谲之心，悖乱之计，伏而不生。此先王御夷狄之长计也。太宗不察此，而听四夷遣子弟入太学，使之习治乱，晓权数，以为子孙无穷之忧，其失二也。《黄石公记》曰：‘舍近而图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而图近者，逸而有终。’先王非不知廓地万里以为广，聚四夷之财以为富，然夏、商、周之盛，地不过五千里，而夷狄之国不与焉，知其力不足以守也。太宗略取四夷之地而并置州县，使其将士更往递戍于风霜砂砾之野，河源险阻之上，万里奔命，九死一还，舍本而争末，空内以实外，其失三也。夫夷狄之性，非可以法度、风化调习之也，先王待之甚轻，责之甚简，虽有骜慢不逊，往往置之度外。周宣之时，𤞤狁内侵，至于太原，其事变亦已亟矣。宣王未尝投袂抚剑角逐之也，命将驱之出境而止。太宗愤高丽出不逊语以拒使者，于是戎衣亲征，涉大海，冒寒暑，至亲持戈于马上以身先士卒，吮骁将血以感厉三军。以人主之尊，而与徼外之小国争一旦之隽，败则辱国，胜则不武，其失四也。诚使太宗蚤去四失，而裁之以先王虑深计远之道，则庶几乎近世仁义之主；而太宗兼有之，臣故曰秦皇、汉武之不败不危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