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孟子》称伊尹之居莘，汤三以币聘之，然后起而为之臣。则伊尹可谓难于自进矣。然而又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何其去就之易、进退之速如此哉？盖非伊尹之事，而孟轲之传妄也？应之曰：三聘而后为之臣者，伊尹之所以自重其道；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之所以终汤之志也。古之贤士，方其上之不我用也，则深藏远伏于畎亩岩穴之间而不怨；及遇其时、得其君也，亢然当父师之隆礼而不辞。然而王公大人能屈身以下人、卑己以尊道者，自古常少也。伊尹以尧舜之道磨砻浸溉，自得于心，为日已久，至于济民救世之业，盖其胸中余事。然成汤信道之浅深未可知也，召而亟往则道不尊，道不尊则言将不信，而志将不可行也。故优游以俟其礼，持重以观其意。然成汤之币凡三至而不倦，则其尊贤重能之心可以见矣，于是释耒耜而起，为商之辅相，卒于君臣相得，言听计从，配功皇天。故曰伊尹三聘而后臣汤者，所以自重其道也。虽然，伐夏救民，岂成汤之所欲哉？特出于不得已耳。盖汤之于桀，臣也；夏之于商，君也。臣之于君，情义甚至，常欲其本支之灵长，社稷之永久，宗庙之安固，臣民之和附。虽桀之甚不肖，而成汤之意，岂欲遽夺其位，而投之南巢之野哉？固将道之以仁，说之以义，幸而一旦有改过迁善之意，则夏之宗祀庶几不绝，而桀之过恶不必究也。于是使伊尹就桀而事焉，使之告桀以事天庇民之甚艰，奉承宗庙之不易，悔吝之可虞，祸败之可畏，善之可积，过之可悛。丁宁深切，见之于其言；愤惋果敢，形之于其色。虽桀之昏骜，以为犹可涤濯追琢，而为尧、禹也。桀既不能改，而汤以为未足深咎也，于是再使伊尹就仕之。然犹未改，至于三，至于四，至于五，卒不改其恶，于是伊尹以桀为不可谏，民终穷而无告矣，乃复于汤，而决于升陑之战。《书》曰‘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此之谓也。故曰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所以终汤之志也。由是观之，则伊尹之事，虽若纷错而难明，及挈而理之，可以合而为一。孟子之言，未尝妄也。噫！成汤、伊尹事业之勤，至此盖亦足矣。而后世好怪之士，如庄生之徒，乃或以刚戾忍诟为伊尹之行。彼徒见伊尹赞汤之伐桀，而不知佐汤之事夏也。自汉以来，左右附益之臣，如魏之荀文若、宋之刘穆之、唐之裴寂，皆以其区区之谲诈，离故君而附新主，以徼天下之大利。彼其意皆欲以伊尹自处也，夫岂知古之君臣用心之厚、持义之固哉！《泰誓》曰：‘肆余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于是有牧野之事。夫武王观政于孟津者，冀商王之悔过也，及其不悛，然后伐之。故伊尹之就桀，武王之观政，其事虽不同，而其意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