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见元丰二年，故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子同老上书述其父与至和执政大臣请定英宗为皇子，又缴其父所为诏草。神宗始亦疑之，遂有所质问。而当时大臣乃傅会同老之说以实其事，遽下诏褒赏数人者，且曰：‘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诏，但宣之耳。’时章惇为《御制诗序》云：‘至和之末，议既定矣。’而史臣又乞降其事纪于正史。由此，是非杂揉，寖失本源，傥承误书于实录，何以追改？臣窃闻同老所奏，多引当时窃议之语，及于上前，不敢明有主名。故后来富弼因转官谢表，亦自谓止曾泛议建储，则今所请立英宗为嗣者妄也。尧臣所撰诏草既未尝进呈，即是不曾得旨，今云议定者亦妄也。臣不敢远引事证，谨以素所闻于先臣者陈其大略。仁宗在位久，皇嗣未立，中外臣僚言虽众，而所上章疏多不降出。及富弼丁忧，先臣进位首相，曲谢日即亲书劄子面请，其略云：‘如陛下已得其人，则望宣示中书、枢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既未得请，相继论列凡十一次，仁宗尚未开纳。先臣闻司马光为并州通判，尝有立嗣之奏，遂进光为谏官，光果伸前请。先臣既得光奏，即以上陈。又一日，自怀《孔光传》于上前，大议于此始定。若谓至和之间已得意旨，何不遂行尧臣所草之诏，岂有数年之后，中外交章，辅臣力请，始有许可之意？况仁宗初谕二人，实犹未决，若非君臣一心，以主大议，则事固未可知也，前所谓至和已定之说欺罔可见。自后英宗立为皇子。及践祚之始，服药日久，光献垂帘听政。当是时，忧危万端，公议颇有知者，臣更不敢具述。不意身薨四五年后，同时执政多已殂谢，慈圣太后亦已登仙，因一故臣之子妄意恩赏，言无考验，遂使朝廷谓援立之功在于至和之臣，嘉祐之诏但宣至和之议。如此，则先臣奉行前人已成之事，何劳之有？辄当前人之异，恩赏亦无名，臣等诸孤以父勋书之行状，上于朝廷，勒于金石，乃为欺罔，使先臣九泉之下，岂得遑安？神宗晚年，臣屡因奏事，亲闻德音，每念先臣之劳，尝有感叹之语。而前日褒功之诏，事已施行，虽圣心追悔，顾无及已。今日修先朝大典，茍于此时又不能辨正其事，则方册之上，前后异同，后世何所取信？伏维太皇太后陛下辅翼英宗，入自宗藩，始末事实，皆圣明亲所闻见。如蒙圣慈以臣言为不妄，乞即付之实录院，特敕史臣，正此差误，则仁宗与子之意明，嘉祐定策之议正，昭示万世，可谓信史。臣今所言，非为己也，忝在近列，非徼恩也，直以谓援立之事归在至和，则先臣有冒功之耻，以故悲愤，不忍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