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为人清明端洁，内直外方。其学本于诚意正心，以圣贤之道可以必至。勇于力行，不为空文。其在朝廷，与道行止，主于忠信，不崇虚名。其为政，视民如子，惨怛教爱，出于至诚，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赖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尝言：‘县之政可达于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亲老求为闲官，居洛阳殆十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家贫，蔬食或不继，而事亲务养其志，赒赡族人，必尽其力。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先生于经，不务解析为枝辞，要其用在己，而明于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盖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学不传，后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先生以独智自得，去圣人千有余岁，发其关键，直覩堂奥，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故其貌肃而气和，志定而言厉，望之可畏，即之可亲，叩之者无穷，从容以应之，其出愈新，真学者之师也。成就人才，于时为多。虽久在朝廷，而人常以其出处为时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为且大用。及闻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闾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时之不幸也，其命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