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所大可忧畏者，莫大于不知常；而圣人者，知常之至者也。惟其知常之至，是以惟民之不知常者是忧。水之就下，火之炎上，常也。舟之于水，车之于陆，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无以易。是故天地之大，万物之细，而至于鸟兽鱼鼈，莫不皆然。顺之则吉，逆之则凶。惟圣人为能知其然，故其治有政教、刑赏之施。政则躬蹈其常，而民从之也，教则委曲诲谕之也。能是则有赏，反是则有刑。而政教、赏刑之所不及，又使民得以歌咏而风刺之，是为《诗》。体有威仪文质，经之而百，曲之而千，是为《礼》。其事之至大，非民所常与者，则有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以布谕而申饬之，是为《书》。又念夫吉凶、祸福之致，莫非出于常不常也为之，因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变动者，卦之而八，重之而六十四，爻之三百六十有四以示之，是为《易》。其任天下国家之重者，以为一言一动，莫非民之休戚利害，治乱之所系也，率皆有左右史，以记其得常失常者以自戒，是为《史》。而国易其名，若晋之《乘》、楚之《梼杌》；而《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孔子之道不行，人之悖常乱德者，辙环天下，而莫之能救。乃删《诗》定《书》，讨论坟典，赞明《易》道，以圣人之简笔，代圣人之政令。自己身而常之，以期万世，又以当时君臣、父子之悖乱无所施其赏刑者，乃约鲁史之文，而寓之褒贬焉。故其嘉一善，而万世莫能掩其光辉；黜一恶，而万世莫能涤其瑕垢。其文本于鲁史，故亦谓之《春秋》。其事五，后世谓之五经。经即常也，道即常所行之路也。是故经者，常之言也；人心者，常言之舍也。常言在经，诵圣人之经者，舍之于心，而会己之常，而随所施焉。至于造次颠沛，不敢离也，此之谓道。父子以亲，君臣以义，而至于天下国家，无所施而不当。故常之施也，在尧舜三代，圣人之在上者，为典为则，为彝伦，为皇极，为民之秉彝；在孔子，圣人之在下者，为五经。圣人之通塞，无非常之为急者。以民之不知常，则有妄作之凶。人相矜高渔夺，而至于父不父、子不子也，凶孰大焉？此圣人之所忧也。陇西李君天与，学圣人者。其家廛居有楼西向，而东临通衢。有轩牕房阁聚书其间，以与子弟读习焉。而四弟四子，率二人而授一经，己治其一而总之，乃其轩以‘五经’为名。成而来告，故为之叙其本如此。若夫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至于长幼朋友者，如日月之于东西，寒暑之于生成。能是者善之，不能者诲之。虽髫龀之童，幽暗之室，不敢以欺以居，则曾、闵之事亲也。以仕，则夔、契之事君也，不亦重乎！凡此，则天与顺常之吉，而经无与焉。年月，郑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