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见前日近臣论奏乞罢侍从官转对，而专责以朝夕论思之效，朝廷寻已施行。臣以谓论思者，侍从之事，然苟不持之以法度，则责无所归，言与不言，各从其意，论思之要，果安在也？昔唐太宗闻直谏则奖励之，久不言则诮薄之，风声所感，郡下自励，是以终贞观之世，中外无壅蔽之事，朝廷无佞媚之臣，政理之效，优出近世。仁宗皇帝尝御正阳门，亲策群臣。又尝开天章阁，召执政八人赐坐，授以纸笔，使条陈政事之要。尝谓辅臣曰：‘近日上封言政事得失何其少也，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英宗皇帝谓范纯仁曰：‘近日风俗可嘉，群臣罢朝，屡来言事。如此，人君日有益矣。’仁宗、英宗汲汲求人言如此，是以至和、嘉祐、治平之政，至今称颂。昨日陛下亲御经筵，许讲读官进对，凡预讲读者，不过五六人，陛下闻其规戒之言亦多矣。况侍从官不止五六人，其言天下之事者固多，患在未有以率之而已。伏望远稽唐太宗及仁宗、英宗勤求人言之义，近推经筵许侍臣进对之意，轮流侍从官二人进对，令各陈所见，择其是者推行之，则转对之法虽废，而论思之责犹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