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时，闻朝士大夫议论，以为仁宗皇帝圣德宽大，优容直言。言事官虽暂忤意斥逐在外，不旋踵辄以为美官。其燕居深宫之中，左右近习一语干法度，必曰：‘谏官御史不汝容也。’盖其开心见诚，砥砺臣下如此，故四方闻声而刚强，倜傥议论之人出焉。是时，吴公与三四人皆自外台擢为御史，其章疏切直，天下耸动，而朝奏暮出，言无不行。自大臣以下，莫不洁身歛己，以奉公议，无敢阿私。而奸幸请谒之人，望风引退。如至和、嘉祐之间，政事纯一，风俗敦厚，无愧于汉唐之盛时。既而公被收，擢列近侍，乘车持节，出将四方。其后言事之官日益以轻，实分已隳，而空名尚在。朝廷之间，几以言为讳。其慨然自信，不顾时忌者，随亦痛贬，虽更赦宥，不见收录。盖十余年间，而风俗之变革至于此。公于是时，凛然于众人之中，以纯德老臣自处，其议论取舍，与时不合也固矣。故亦干犯众忿，流落不偶。自永兴求便州以归，再请不得，卒自引而还。岁暮，乘大江过浔阳，余得见之。问其出处之策，曰：‘自吾于南昌有三圃，湖山之佳处也，将择其间亢爽之场，筑以为室，益于其傍穿池种树，从子孙以游其间，吾老矣，不复出矣。’夫进退行止，公心所自明，余复何言！幸接公于须臾，视其容貌，听其言论，以识往时诤臣之风采也。故公之来也，余独有以自得焉。其去也，遂书所感以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