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三年，余为信州从事，暇日，于南斋取旧所为文读之，忽而叹曰：‘文章于学者之事末矣，昔之贤人，有达而在上者，其言甚简，而录于《尚书》，皋陶是也。有穷而在下者，其言甚简，而录于《论语》，颜渊是也。彼其粹美积于中，辉光发于外，一言出，四海传之以为师法，遂以不朽于无穷，岂区区自异于文墨耶？后世著书者，莫多于萧梁父子。当其盛时，布于四方，盈衍竹帛。及其寖久，寖以零落，求一语之传不可得，卒与愚者均于没世而无闻。然则文章岂可恃而久长哉？’余自少喜为文辞，长游四方，从师交友，粗有所发，而才力卑弱不足以自振于天下。中间患难侵陵，志气摧涸，俛仰之间，二十年矣，而为不增高。夫以不可恃之文，而才之不足又如此，然吟口嗫嚅，老而不知止也，岂不惑哉！虽然，其志之所存，亦有见于此，不可废也。乃择其可观者，得议论、序记、颂赋、启状、祭文若干篇，古、律诗若干篇，录之以自览焉，命之曰《南斋集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