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朝廷选职司重于郡守，选郡守重于县令，亦势之自然也。然臣尝以谓一路之为职司者不过三四人，一州为之守者一人，而为之令者或五六人或十人。事之自县而至于州者十止于三四，自州而至于职司者一二而已。故利害系于民者至多，而其迹尤与民亲者莫如令也。陛下作为法度尤用意于此，而臣所经涉徧江淮数千里之间，求其能至于不败事者已少，而其不才茍简贪冒之人，实不可胜数，其能以至诚推陛下之德意志虑以施于民者，往往而绝也。臣以谓为县终不得人，则陛下虽有善政终不得以及天下。莫不有青苗、免役也，有处以为大利，有处以为大害；莫不有赋税也，有处以为增羡，有处以为亏损。然则法之行，果系于令也。今选人有举者三人进为令，令得举者五人迁为京官知县。其所保者不为赃污而已，虽不能，不恤也。邑有小大，人之才有余不足，循名次授之，则不才者往往误当烦剧难治之寄，而有能者或置于宽闲无事之地，此非善使人之方也。且如庐州之舒城、合肥、慎县与亳之卫真，皆用京官；如饶州之安仁、余干与歙之祁门，皆系举令。然合肥、慎县之事十于卫真，舒城、祁门之烦非安仁、余干比也，今不度其力而任之，其能不败乎？夫喜安逸、恶勤劳，皆人之常情也，非少优与之，则孰肯自投于危辱之地哉？臣乞令逐监司籍繁难县，皆待举而后入，稍优以恩例。其治状尤善者奖擢之，至无状者黜之，因以为举者之赏罚，因以观举者之贤否。如此，则县邑徧得才能，而民莫不受赐矣。然臣初从仕，见自选调为令，自令得以京官为县，颇自喜慰，人人皆有激昂趋赴事功之心。自此数年，至不乐为县，虽少年强力，往往自屈以就管库之安闲，而一县阙令尝更数年，假摄者以为寄寓，而事之敝败多矣。凡此，皆制御太严之敝也。且如青苗、免役，其条件已不可胜计，一行移之不如式，一出纳之不如期，则忧辱已随之。今审官、流内铨自比年停替者余二千人矣，自县事得罪者十至六七焉。《传》曰：‘未有多禁而能止者，未有多令而能行者。’计亦在择人而已，不为之方而以烦文绳之，求郡邑之治，犹驾驽马而责之千里，必不能至矣。惟陛下少宽衔辔，使得有行焉。臣向闻陛下宣谕使人曰：‘化国之日舒以长，使人可为也。’士人闻之，至有感泣者。夫先王有不忍之心，则有不忍人之政，惟陛下力行之。 〔贴黄〕臣问审官吏，今知县阙次常有余处，虽至好县分亦不肯注授，故诸处阙官有至数年者。今逐处县分惟能了青苗、免役等钱，则监司以为材能，亦不问其他，人不复知有县令职事。陛下之民其休戚尤系于县令，不为之计，则虽陛下日新政治，民终不获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