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之有盈虚，人事之有邪正，天下后世，类不及此务。盈以邀凶，邪以致乱，夫谁不然？先王之于愚众，吉凶与之同患，以义寓之数，而告之以祸福之理，于是乎作《易》。邪正与之同患，以道寓之法，而制之以上下之分，于是乎制《礼》。三代之世皆有此书，夏之《易》曰《连山》，商之《易》曰《归藏》，其道未全。夏之礼则立忠，商之礼则立质，其法未备。夏、商之君，岂不能一日而预言之邪？适丁斯时，人伪世习，未足以全是道，备是法耳。故名《易》曰《连山》，则象其显诸仁；名《易》曰《归藏》，则象其藏诸用。仁所以阐幽建常，能常而已，未足以为《易》也；智足以显微适变，能变而已，未足以为《易》也。仁智之道合，则《易》之道至焉，故吉凶与民同患，至周然后《易》之书著。《礼》以忠为心，以质为礼文，则刚柔乎此者也，故邪正与民同患，至周然后《礼》之书著。二书特言周者，以辨夏、商焉耳。二书之效，使人知有消息之数，吉凶之象，则守谦以防亏，作善以消谴。知有上下之分，高卑之势，则循理以避伪，由义以归正。然后号令者顺而典谟之书行，吟咏者乐而雅颂之诗作，则圣人何俟乎《春秋》哉？二书之教不行，然后三颂之次。圣人以鲁望周，周不可望也；以商戒周，周不可戒也。圣人始即《书》之后，绝之以《秦誓》焉，然则《春秋》安得而不作邪？方今圣人立政造事，追复成周之法，五经之文始得先生巨儒训而发之，分布儒林之官，造成多士。五经之教固有先后之序，缓急之势，则《周官》之书岂可缓哉？圣人以道寓之法，法之中微妙存焉。后世俗学止于区区之诵数，溺其才识，则此书以阴谋见待于或者，何其不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