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理则谓之论，言义则谓之议。《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弗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弗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也，议而弗辨。盖论则及理耳，不足乎道；议则及义耳，不足乎理。然而方外之奇人，道无问，问无应，苟与物绝，非圣人之所尚，故孔子虽欲无言而不可得焉。不得已而言理，以答学者之问而已，夫是之谓《论语》。故孔子之言义则存乎《春秋》，言理则存乎《论语》。孔子之作《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荣辱万世之善恶，不得不议。《论语》则答学者之问而已，奚事乎议哉？尝谓希夷者道，易简者理，君子以理明道，以义明理，言至于义，去道加远矣。孔子之世，师道既明，异端者服，曲辨横议，不获乘间，故圣人之答问，言理而足矣。言忠恕则贯道之类，言孝悌则贯仁之类，仁道之类不可以胜用，其归则曰忠恕孝悌而已。平居之时，弟子在侧，各言其志。圣人观其所受，随问而应，中其才性之弊处，不须屡诘而详说之，然后直也。岂特此哉！君子之教人使其闻者少，思者多，然后得者远。故孔子之于弟子，有所罕言，有所不语，两端之详，一隅之略，随其才性之上下而告之。一言之微，近而远，约而详，思而得之，足以道发其固有者，不必多也。弟子之别，有闻一而知二，有闻一而知十者。问伯夷而知圣人，问诗而知礼。不足之冉求，不说之季路，亦不失为贤者，理不可叛故也。《论语》之后，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最得其传。然而孟子之世，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不明，无足以直道者。故孟子与其学者辨，或累数百言，然后屈其说。岂好辨哉？不得已也。夫学圣人之道，必自《论语》、《孟子》始。《论语》之于道，及理而足，则予安敢为多言以意哉！学者思而尽之，则予将同归焉，思固不可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