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叙有典，斯有物焉，使之相属；天秩有礼，斯有则焉，使之相辨。夫妇之情，父子之性，兄弟之叙，君臣之义，使之相属者也。父道尊，母道亲，君道要，臣道详，兄道友，弟道恭，夫道先，妇道后，使之相辨者也。此特天理之自然，未有辅相之者。显道明理，以法为分，以名为表，成位乎其中，则天岂能独制其人哉？大道之世，‘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则俗之于物轻矣。‘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则俗之于我轻矣。不必持衡为之轻重，而人自以为平；不必探筹为之得失，而人自以为公；不必规矩为之正，而天与之为方圆；不必符契为之信，而天与之为取予。静也在道，动也在理，则宜圣人弃去仁义，绝灭礼学，而与有生之类同为大乐，安用法哉！后世之难治，惟其物我太重，以我丧道，以物丧我，我情之放，五官之乱，尽为物道而去。在外者弗听于命，在我者弗有于性。或熄义以争，或溺礼以僭，有为禽兽夷狄而后已者，则宜圣人敛其无穷之情，收其不平之气，以就绳约。辨等有仪，教节有度，以四职分民，以六职分吏，以九畿分国，以三壤分地。长短之度，多寡之数，施于名位之等，而寓之以服器。是非然否之辨，取舍予夺之断，制其恶欲之情，而行之以刑赏。是故天下之人猖狂而行者不能离乎道，驰骋以作者不敢离乎法。虽然，圣人之于名法，岂敢率尔而制哉？有名以为表，无法以定名，谓之徒名。公侯伯子男，此正诸侯之名者也；孤卿大夫，此正诸臣之名者也。法不存焉，其称谓不足以相临，其权位不足以相摄，为乱也孰御？先王即其所有之国家，所居之宫室，所乘之车，所建之旗，所被之服，各底其命之数。是故城各有方，宫各有步，室各有等，服各有章，常各有斿，缨各有就，车各有乘。介傧之人，飨食之礼各有数。度其繁略之宜，则知守其分；省其小大之分，则知制其欲。然而法或废焉，则名岂足以命物哉？有法以为分，无道以出法，谓之徒法。吾乃忘物遗我，而游乎方外，或为天人，或为神人，或为至人，其学绝矣。物理之因革，人情之新故，寓物之表，会道之大，其观尽矣。然而寂然长往，而不为天下后世计，此特长沮、桀溺者之所为，岂道之至哉！吾乃接物立我，而通乎方内，或为圣人，或为君子，惇五典以仁，庸五礼以义，为之法焉，其法著矣。然而法之通也，趣无止之时；法之深也，会无常之道，岂非圣人之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以至于是哉？其法严矣。然而法之文则使之灿然以相接，法之情则使之欢然以相爱，非挟势力以摄天下，岂非君子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以至于是哉？尝怪申、韩之学同于庄子，原于道德之意，然而庄子之言名法，谓高明则本之以道德，道中庸则文之以义仁。及申、韩之用，行法无情文，制行无忠恕，是岂道德之意，有以招申、韩欤？老子之弃仁义，特欲敛道之华以还太朴，始能救周之文弊。申、韩之智，不足以及此，得其弃绝仁义而已，则其惨核，岂足怪哉！自道之体分裂而为六七，然后有为道家者，有为名家者，有为法家者，有为阴阳家者，有为儒家者，有为墨家者。然而真儒之学，之乎方外，则为至人；之乎方内，则为君子。道之所寓，法之所主，名之所出，数之所归，岂复有他哉？至迁之论六家，辄以为儒之学短而后之，复与墨氏并列，予夺其是非。呜呼，道德不一，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盖兴庄子之叹矣。司马迁之论，未足以为怪，然而迁不能罪其为名法者不出于真儒，徒以寡恩罪其法，以失人情罪其名，后世之欲为法者，或之于申、韩而求之，吾恐其分也，适足以乱天下，则迁始有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