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读《唐·刑法志》，言古之为国者不为刑辟，惧民之知争端也。后世作为刑书，惟恐不悉，俾民知所避也。为法虽殊，用心则一，盖皆欲民之无犯也。此说固然。古者道德之体未及下衰，俗之于我轻矣，故‘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俗之于物轻矣，故‘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当是之时，不待案图启书，然后以为直；胜斗敦槩，然后以为平；探筹投钩，然后以为公；合符节，别契券，然后以为信，岂复有争端哉？故古之有道者且欲仁义礼法一切弃绝之，反器还朴，尚肯作为刑书，以招天下之伪乎？后世之难治，惟其物我大辨。自夏至周，天下已历二弊，民之知故有如横流之冲，失其大防，汗漫而难制。夏、商遗俗或固于野，或肆于伪。野者愚，伪者妄。或以私忿小利，辄蹈罟擭以亡其身者，盖不可胜计也。周次其后，盖知绝灭礼学，毁弃仁义，非所以救其弊者。不若大备礼法以防之，使知所避而已。盖尧之后，历乎夏、商之末，仁义之失尽矣。则周之所以救其失者，有礼而已。礼以情制，律以礼制，刑以律制。‘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见于《周官》。‘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见于《吕刑》。及汉萧何得秦律令，秦用商鞅之法，惨刻少恩，以制天下，高祖约法而行之，得周用轻典之意。故高后时，不出房闼，天下晏然，岂非高祖之赐哉？唐之刑书有曰令者，名分之所禀；有曰格者，有司之所效；有曰式者，事为之所守。百官违此三者，及有罪戾之民，则断之以律焉。然则格、令与式，资律以行者也，律之义，顾不大欤！律令之书，文静为之损益，裴寂为之撰著，无忌、玄龄为之删定，其后玄龄又复增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一，降流为徒者七十一，或定以为令，或删以为格。降及大周，以至今日之盛世，科条格勅，附入削出，盖不可以胜计。始也以为禁书，今也散于天下，细民学士皆得而读之。或谓律学之弊，使吏侮文，使民因缘而为奸，予以谓不然。人主于俗式之以孚，于律行之以恕，则吏乌得而侮文，民乌得而为奸？夫律失入之减少，失出之减多，以夫失出有仁存焉，而或失入则为不仁而已。昔唐太宗一杀蕴古，法官遂以失出为戒，失入为无罪。自是吏皆深文刺骨，苟非太宗惟刑之恤，仁恕宽厚，矍然而悟，则深文之吏辄行其志，为害岂胜言哉？四年之久，天下断死罪者二十九人而已，盖其律行以恕。还家之囚，及期而至，无有后者，盖其式俗以孚。然而法律之行，有唐太宗为之主，则侮文之吏，因缘而为奸之民，岂复有哉？唐史以为后世作为刑书，惟恐不悉，俾民知所避也，今日之意，不其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