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之民有望于刺史者，其始有事焉，皆求循理而复，必待刺史能为义礼之政以应我。其次有情焉，同欲及时而乐，必待刺史能为礼乐之游以导我，然后如其志。不然，遂欲作民欢声和气，以却虎蝗，以消霜涝，以散盗贼，以登桑麦，收循吏之名实，未知其可也。然则为刺史者，不亦有道乎？《有駜》序言‘僖公君臣之有道’，其诗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所谓无不为者也；‘夙夜在公，在公饮酒’，所谓无为者也。自无不为以至于无为，其贤人之有道。然而‘在公明明’，不至于苟劳，无以自适，故其诗曰：‘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鹭于下’，臣之集也；‘醉言舞’，乐之至也。‘在公饮酒’，不至于大肆，无以自守，故其诗曰：‘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鹭于飞’，臣之散也；‘醉言归’，乐之节也。有礼以制中，有乐以导和，人心感而天时应，故其诗曰：‘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谷，贻孙子。’然则公余之乐，惟有道者得之。有政而无乐，不足以有感，而况为乐而失政，与夫二者并废乎哉？是故晋僖公既失道，遂不及知礼之所在。唐之遗俗，悯其劳苦顿瘁老死而后已，故教之曰：‘蟋蟀在堂，岁聿其暮。今我不乐，日月其除。’苟使僖公有乐，其本不出于道，易为物所溺，故戒之曰：‘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然则政与乐，僖公皆未之逮，不足以望鲁，岂待较而后知哉？某侯为州谨始，日与其属振堕坏，整破阙，发隐奸，遣滞讼，未几凡要目数各从其类，纲纪遂立，庶司群案承式而举行，遂号无事。民则岁丰而义重，吏则日闲而兴长，始有公余之计，为堂于山水间。旗鸾所临，大小之民从公于迈，清旸翠阴，欢笑远近，或驰驱于郊，或鼓考于庭，栖侯鹄，立壶马，宠辱君子之胜负，兕觥其觩，不醉无归。是时斯民门无苛追，廪有陈积，亦可以行其乐矣。故其从使君游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使君其无疾病欤，何以能为乐也！’当其酒行，请歌《有駜》之三章，以为使君寿，吾知其无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