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以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而后成。是以自古圣主有婚姻之始，皆博访令族，参求有德，然后昭告宗庙，成以昏礼，其敬谨重正如此。诗人推原周家受命之本，上陈姜嫄、周姜、太任、太姒之贤，皆圣贤之后，大邦之子，其盛德不回，其徽音可继。故辅其君子，世世修德，昭受天命，历年长久。未闻以聘纳之际，参以阴阳数术者也。三代礼文虽不尽见，然《礼记》及《周礼》、《仪礼》述大昏之义，列媒妁之职，载六礼之仪，稍为详备，略无男女年命勘婚文；以至汉唐而下，史策所载，亦无此制。本朝制司天之官，虽有婚书，然自祖宗以来，每建中壸，皆采用德阀，不专以勘选为事。且宣祖皇帝方在侧微，天作之合，固未尝集太史而议年命也。然而昭宪太后实生太祖、太宗，为万世福，是岂勘婚之力哉？其婚书词义鄙浅，及日官元不自信。臣所虑者，自降选后指挥，已是逾岁，诞圣年月，其谁不知。除日前供到家状，犹或可信外，若今日以后，更令余家供析，安知不改易女命，以求附会？虽尽合书法，岂复可凭？则恐论议迟迟，徒为过谨，旷日持久，无益而已。皇帝于后妃之议，方当谦抑不言，太皇太后推慈爱之念，固欲尽众美以副宸心。然则股肱大臣，亦宜以身任其责。况即今公卿士大夫之家，例不勘婚。人虽有贵贱之殊，其于亲爱盖亦同尔。乃敢断然不用者，岂非以勘合年命为难信，略去拘忌为安便邪？为人臣者，固当推己之所安以事君上，不可如卜祝之论，姑以逃责而已。故臣敢因缘职事，辄贡瞽言，伏惟圣慈，少赐裁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