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者辱示勤勤之意，使以鄙文进礼几席。承命既久，冗琐未能即呈，乃今不免献矣，犹愿以言尝于左右。盖所谓文者，所以序乎言者也。民之生，非病哑吃皆有言，而贤者独能成存于序，此文之所以称。古之人以为道在己而言及人，言而非其序，则不足以致道治人，是故不敢废文。尧舜以来，其文可得而见。然其辞致抑扬上下，与时而变，不袭一体。盖言以道为主，而文以言为主。当其所值时事不同，则其心气所到亦各成其言，以见于所序，要皆不违乎道而已。商之书，其文未尝似虞夏，而周之书，其文亦不似商书，此其大概。若条件而观之，则谟不类典，《五子之歌》不类《禹贡》，《盘庚》不类《说命》，《微子》又不类《伊训》，至于《泰誓》、《洪范》、《大诰》、《周官》、《吕刑》之文，皆不相类也。盖古人之于文，知由道以充其气，充气然后资之言，以了其心，则其序文之体自然尽善，而不在准倣。自周之晚，六经始集，七十子之徒虽不以诵经为功，然其尊仰孔子盛于前世。及孟子、荀卿相望而出，益复尊孔子而小众家。故秦火既冷，而汉代诸生为辞，不敢自信其心，而曰我歌颂帝王盛德，与夫论述世故，皆出入六经，峻有师法，不可疵颣。此西汉文所以见高于世，而东京以下学士不易其说也。虽然，亦其说如此。刘向之文未尝似仲舒，而相如之文未尝似马迁，扬雄之文亦不傚孟子也。张衡、左思等辈于道如从管间窥豹，故其所作文赋紧持扬、马襟袖而不敢纵其握。自是文章世衰一世，几于童子之临模矣。繇扬雄至元和千百年，而后韩柳作。韩柳之文未尝相似也，而前此中间寂寞无足称，岂其固无人？其患起于不知由道以充气，而置我心以视傚他人，故虽劳犹不能杰然自立。去元和至吾宋又数百年，而有欧、王之盛，宗其学者文辞往往奇特，然至今者又已少贬。盖文之为道，由东京以下始与经家分两岐，其弊起于气不足以序言之，人耻无所述，因乃琐屑解诂，过自封殖，且高其言以欺耀后生，曰：文者虚辞，非吾所取，吾当释经以明道而已。疲软人喜论销兵，是故相师而成党。嗟乎，从之者亦不思矣。夫扬、马以前文章，何尝失道之旨哉？今之学士抑又鼓倡争言韩、柳，未及知道，不足以与明，不如康成、王肃诸人稍近议论。噫，又过矣。夫所为知道者，果将何为？必将善于行事而有益于世也。不识康成、王肃之行事有以大过人乎？如以为行事因时，难相比责，则所以去取重轻者，无乃谓学经贯穿众说，难于立意成篇乎？是又非吾所信。且天下孰有能饮千钟而不能三爵者？彼解诂章句，三爵之才而已。陆澄非不能说经，而当时有书厨之讥，此足以见为文难于解诂。夫使韩、柳为澄之解，而有不能乎？彼韩、柳者，盖知古人之学不如此，是以略其不足为者，精于其可为者耳。说者又云：吾不论说经为文之难易，但经术明则道可行，吾故趣于此。此亦不然。夫康成、王肃之时，大乱数百年而后止，此时学者岂不知宗本王、郑经术耶？道何以不行也？孔孟以前学者未尝解经，而言治者每称三代。且先王所谓明道者，岂解诂章句之谓乎？后人欲追治古经，而按此以进焉，吾不知其与捕风者何异矣。天下治乱有常势也，儒者之才不务见于事功，以助为国者之福，而希世沽名，苟为家说以乱古书，自称高妙，此何所补？陆淳岂不明《春秋》，希声岂不明《易》，祝钦明岂不明三《礼》？然此徒于当时治乱为有补乎否也？而后生方倚此论功，不自信其心，以思自古文学道德之变，而更纷纷轻视文人。且文章岂足为儒者之功？即能之，固不必恃。然解诂，人轻之亦错矣，是饮千钟者不自以为能酒，而三爵者反笑千钟之醉也。某不佞，少年时浪事慷慨，欲以文学自立。二十有余，犹不得其绪，以为能事止于时文而已。盖至于二十四五，然后克有所见。于《列》、《庄》见道之书，于六经见道之训，于百家见道之所以文，而文之所以得，于十八代史见道之所以变。沈酣而演绎之，窃以诚心自许。私尝以为文学之事，虽使圣人复生，不得废吾所是。而遭时不偶，有前之云云。天下滔滔，未易同志，唯当勒成一家，俟之百世焉耳。秘校才高而识敏，亟从时俊之列，超拔入官，而问学淹该，如不自足。方用谦屈，乃以及于鄙文。用某何敢爱哉？但窃有所疑者。当今文与经家分党之际，未知秘校所取何等之文耳。若尧、舜以来，扬、马以前，与夫韩、柳之作，此某所谓文者。若乃场屋诡伪劫剽，穿凿猥冗之文，则某之所耻者。往时尝为之矣，然未尝以之比数于文也。譬犹美女时花，细丽艳妖，朝盛而夕衰焉，目虽偶游，不足以为荣观。必若黄河泰山，峻厚高简，浑灏奔注，与天地齐同，而日月不能老之者，此某之所以究心，未识所取亦在此否？旅贫而力夺，心气有所不专，下笔超超，或未了意。秘校取之在此，虽一言可以致亮；如其取之于彼，则又何言？谨录《书陈正事》以下若干篇以复盛德，惟试览其如何？苦热烦汗，书不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