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与凌云先生论立功立言，先生称有道者必能立功，而立功者不必皆有道。余独论立言，以为士必不得已于言，则文不可以不工。盖意有余而文不足，则如吃人之辩讼，心未始不虚，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无助于辞而已矣。噫，古今之人苟有所见，则必加思，加思必有得；有得矣，而不欲著之言以示世，殆非人情。然而伟谈剧论，不闻人人各有者，此非文不足故欤？先生不以余说为非。余读李文饶所著书，见其汲汲于论譔，患无以传诸世也。而文乃浅近卑粗，不能挥斥其意，不知当时何以自谓为可，其亦虽吃而不能无讼者欤！可怜哉，若人也！文饶未在相府时，事业已有可称，羁排蛮夷而捘遏僧巫，皆已非常。及其遭会昭肃，奋然有刷涤寰瀛之志，于是倾胸写心，以就经纶，会昌之政危全于雅矣。虽天不相其终，然文饶之功既自不细。而不能自免于朋党之非，及一不幸，身被窜抑，则焦焦无以自安，穷愁著书，至于非望诬僧孺焉。甚矣，文饶之不足于道也。夫惟全才足德之士，言而人不得加损，动而世不知违从。意文饶之所以为文饶者，有未肩于此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