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事有至近且狭，偶得其道而行之，则虽累百世而不倦；有甚大极重，不得其道而行之，则终无补于天下。今所谓律令，臯陶之刑也，增损隆杀，近所以为治之道，遂成不刊之书。学校之设，欲以进贤养士，为太平之具。不得其道，至今设为虚器而已，盖甚可叹也。古者家有塾，党有序，国有学，而养老习射读书合乐行礼于其中者，盖欲使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长幼之节，明是非，一好恶，积道艺，以为天下之用。颜子不迁怒，不贰过，孔子谓之好学。而后世始治赋廪，督课业，严禁令以从事，岂古人所以为学之道耶？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长幼之序，所以明是非，一好恶，积道艺者犹未备也，而又欲丽师堂，广生舍，众徒弟以为盛，其去道愈远。盖闻熙宁之初，变诗赋为经义以取士，增太学郡国学官，设三舍，改定式令以布行之。四方之人至京师者几数千，而是非不明，好恶不一，道艺进取未有异也。今复欲变经义为诗赋，退学官，更定式令以从事，则学士大夫之所以自得者果安在耶？试略言之。三代乡举里选之法虽难卒行，宜亦倣其大者，使学士大夫有以自得。而后诏先生博士，卒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长幼之序，与夫是非、好恶、道艺之正。而诗赋经义，则如古以射取士之法，行同能偶，然后序之。别为贡举以待科举之士，存之而勿论。要使优游和易，而不迫化其心，而勿强复其迹，则庶乎先王所以为学之道。而久以岁月，则遂将适于实用，不为虚器而徒设，天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