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为政虽随时适变，间有损益，至于摧强扶弱、抑富恤贫，而恶兼并，则不可易之理也。自商鞅变田，即有兼并之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自古及今痛心疾首，同以为患者也。限田之法既不行于天下，而富家大姓终无廉耻厌足之心，惟有祖宗差役能裁制兼并。虽其立法本不为兼并设，而推数循理观之，乃有可以裁制兼并之道。盖旧法虽分等差，而实以田产富贫定为上下。有千金之产者，支千金可任之徭役；有五百金之产者，支五百金可任之徭役。今有千金之产与五百金者讼其役之先后轻重，则千金者居其先，五百金者居其后，或千金者任其重，五百金者任其轻。既有千金产而又欲兼五百金，则惮徭役之加重，欲取而中已者多矣。其心非不欲兼并，惧加重而不敢进也。甚至有隐寓田产于他人以避徭役，而朝廷亦有隐寓田产之禁。则是祖宗差法虽不为兼并设，而裁制兼并之道寄在其间。自改差为募，富家大姓不知徭役而但输缗钱，则兼并其下贫以为利。何者？募役之法，下贫不利，而大姓不以为患。今有一邑，上者输缗钱十万，中者输七万，下者输五万。既以等级输缗钱蠲其徭役，则斥广田产，兼并下贫，惟恐力之不逮。自中户斥广田产，兼并下贫数十家，至升而在上，不过加缗钱三二万尔。而富家大姓其等既已在上，则虽增半邑之田，犹不加缗钱也。故治平以前，大姓有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不至穷困。熙宁以来，大姓无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往往穷困不能自立。盖治平以前大姓破家者虽为不幸，而破一大姓则变为十中民，或百下户，于损上益下之道未有害也。熙宁以来虽无破家不幸之人，而大姓输缗钱之外无复徭役，斥广田产，兼并下贫曾无忌惮，故大姓兼中民，中民兼下户，流离散亡，转徙于四方。所以然者，斥广田产，恣其兼并，大姓之家所必至。而岁损一万、二万或三、五万缗钱，则大姓之家所易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