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者论和亲，尚武者议攻伐，处于文、武之间者，则为羁縻之计。自两汉以来千二百余年，虽或盛或衰，或得或失，御戎之策不出此三者，而皆非今日御契丹之政也。盖中国之待外域也，必有可以御之之道。今有好辨者，将与人为辨，则必阴自省曰：‘我于义无伤乎？我于法无不直乎？我之家室安，我之子孙无累乎？我之智力过之乎？凡我之所以与辨者，皆有备乎？’力能加之也，智能过之也，子孙无累也，家室安也，于法无不直也，于义无伤也，然后与人辨，则胜矣。今中国之与契丹战，亦无异于与人辨，则不识中国阴自省者何事乎？其名正乎？其于义理合乎？其国富乎？其民安乎？其将可任乎？其庙算定乎？凡我之所以待之者，亦皆有备乎？庙算定也，其将可任也，其民安也，其国富也，其于义理合也，其名正也，然后出而与之战，则胜矣。以本朝之事言之，太宗皇帝乘太原之胜一举而下易、顺、蓟三州，范阳之民争以牛酒犒师，而不遂取者，饷道不继也。至雍、涿之间，选十八将三道并入，一出雍州、飞狐，一出雁门，兵涉其地而寰、朔、应、云、涿五州开门争下，而不遂取者，诸将知胜而不知败也。以祖宗取天下之兵，用诸将定天下之智，欲复区区燕、蓟，一事不应，则未足以成功。况今日之兵非祖宗之兵，今日之将非祖宗之将，而所以待之者非直一事之不应。故欲为羁縻之计，则岁绢五十万，虽厚于汉之锦袍绣袷、赤绨绿缯，而比汉，犹未敢有尚宗室之请。则羁縻之计，亦未为全失。如欲远举大功，复周宣、汉武之事，则愿敕在位之臣，先正其名，使合于义理，国富民安而将可任。五者备矣，而后庙算定；庙算定而后可以进征讨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