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所谓社稷之臣者至矣，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应事物之变，苟利社稷，则遂事矫制，虽君有所不从；苟害社稷，则伏节死谊，虽身有所不顾。夫人莫不尊于君，莫不亲于身，君与身也，犹有时而忘之，知有社稷之事而已，况其它乎？此古之所谓社稷之臣者也。扬子曰：‘近世社稷之臣，终之以礼乐，可谓社稷之臣矣。’夫扬子之所以有取于四子者，岂以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欤？料敌制变，算无遗策，攻城野战，前无坚敌欤？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欤？果在乎是，则战国之末士，一介之庸人，皆可以为社稷之臣矣，岂扬子之意哉？方高帝之时，天下初定，诸将论功，日夜不决。子房辞齐三万户，愿封于留，又劝先封雍齿，诸将乃服。及欲废太子，子房乃行少傅事，晏然处于叔孙通之下，招致四老人者以羽翼之，太子以安，此其所以有取于子房者也。高后时，诸吕擅权，欲危刘氏，平、勃用陆贾之谋，深自相结，卒能诛诸吕，迎文帝于代而立之，此其所以有取于陈平、绛侯勃者也。后元、元平之际，汉室多故，子孟拥昭立宣，政繇己出，前后二十年，海内厌服，此其有取于霍将军者也。然光不学无术，暗于大体，死才三年，宗族诛夷。勃免相就国，不远嫌疑，陷于吏议，几致颠覆。平多阴祸，至孙而废。掌虽亲贵，终以不侯。子房虽无三子之过，然不能为汉制礼作乐，追迹三代之隆，以圣人之道概之，皆未得为全人也。故曰‘终之以礼乐’。虽然，四人者，或氏而字之，或氏而名之，或爵而名之，或氏而官之，何也？此盖扬子之深意，《春秋》之大法也。《春秋》之法，虽贵而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然而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若子，因此等以寄褒贬焉。氏者，别其所自出也，字以言其德，名以言其体，爵以言其功，官以言其业。张子房以智，盖言其德也，故氏而字之。陈平以无误，盖言其体也，故氏而名之。绛侯勃以果，盖言其功，故爵而名之。霍将军以勇，盖言其业，故氏而官之。四人者，子房最优，故独字之；绛侯勃为下，故独不氏焉。呜呼，不如是，何足以为《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