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天下之道者，乃可以知相；有兼天下之才者，乃可以为相。今之相，古三公是也。三公之职，上论天道，下经人事，非涖官行法者也，故有其人则置，无其人则阙。有其人，则非六卿所为也，王以宾师礼之；无其人，则六卿各率其属以佐王，而三公之名，无害为旷位。若夫宰相，则处三公之职而兼六卿之事者也，故不可一日无其人。此固知之者非难，而为之者实难也。天下安危之势，生民休戚之命，始于纤微而成于不可御，藏于优游无事而发于不测，此制之者君也，而相实维之。一时之因革，百世之利害，谋夫争于庭而不一，庶人议于道而未谕，此决之者君也，而相实持之。百官之贤否，庶事之修缉，衡是非于名实，信赏罚于功罪，此覆之者君也，而相实察之。内强中国，外镇四夷，经营庙堂而震詟万里，此御之者君也，而相实器之。故智不足以用天下之变，则屈于所不知；勇不足以任天下之重，则困于所不举。昔人有言曰‘宰相自有体’，而不亲小事。若此者小材之所効也。宰相不可以亲为，至于小事败弛，以乱成法，则亦未得为无责矣。钱谷固非宰相之所治，盗贼固非宰相之所问也，各有司存。至于国计之不知，奸猾之不息，此有司不治也，则责将谁尸？故天下之守在天子，天子之责在宰相。故曰知之为未易，而为之甚难者也。古之人非灼见其臣，不敢举国而与谋；非深知其君，不敢委身而就责。考其文迹之甚明而精意之可见者，莫详于《书》。夫高宗举傅说于版筑之间，一旦加之公卿大夫之上，疑若甚易者，然而至诚相感之际，丁宁告戒，固非中才庸主之所能为也。说之告王曰：‘后克圣，臣不命其承。’则望其君者隆。王之命说曰：‘罔俾阿衡专美有商。’则望其臣者备。知之非难，要其上以力行也；克迈乃训，示其下以必听也。既俾之有为矣，而曰‘罔不同心’，故沮议者弗能改；既告之以典学矣，而曰‘旁招俊乂’，故能言者无所容。此傅说所以得行其志，而高宗所以能享中兴之功者也。以豪杰非常之士，得聪明有为之君，故相与以造事兴业，创法定规，出于庸人辨事已息之余，乘于功利调习甫行之际。使续之者非其人，因之者隳其事，帝王之绩，困于垂成，而官人百吏，亦幸而愿息，此知人者又不可不善于其后也。桓公既相管仲，欲缮甲兵，伐诸侯，管仲五谏而五不听。缘陵之封既行其言矣，凡五言而五诺之，故合诸侯、王天下以成霸功者，桓公之知人也。方管仲之得其君也，既以信而后谏，量而后入，未尝轻用其事，而国之大事固不敢轻属于人，凡此恐遗君忧而为百姓怨也。桓公欲用鲍叔，管仲以为不可，而荐隰朋。鲍叔非不才也，盖知其善于后者必隰朋也。管仲一霸者之佐，非天下器也，其始则未尝轻用其身，其终则惟恐不善于后，况其致君泽民，安利万世，复有大于此者乎？尝观明皇见姚崇于田猎之间，咨以天下事而衮衮不倦。崇知帝大度，锐于政事，先以十事要之使坚，开元之间，卒见施设，至于序次，一听其决择，由是进贤退不肖，天下大治。方崇以疾移告归第，虽政事必得其言而后定，及乎荐宋璟自代，帝益以不疑。璟承崇之后，务刑政，官任职，而守正过之。盖法之始行，容有疏缓，行之既久，循名责实，按事计功，非少加之以威严，则不足收歛，凝就其势，不得不然也。史称崇能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由是观之，则知相之才既难，善其后者亦未易，愚故终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