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狄信义众寡，伎能器械，非中国比，昔人论之详矣。汉兴以来，屈义礼之邦，下荒陋之俗，俯盛大之势，接微弱之国，蓄精锐之才，纵疏懦之敌，偃犀利之器，避啙窳之锋，与之交聘结驩，抗礼通好，资之以金帛之奉者，所以息战伐，安边境，消甲兵，全生齿，以厚中国。不识结驩通好，资之以金帛之奉，果能保其心乎？苟能保之，则边境之备，兵屯之众，可去矣。如边境之备未易轻撤，兵屯之众不可或去，则是未能保之也。万有一违约弃好，将引弓之民，临疆埸之上，殆非一介之使，责之以信誓所能御矣。必兴师动众，折馘执俘，决胜负而后解。若然，则亦何为而屈威灵、费金帛，以交无厌之敌乎？绝好解约，去赂遗之利，不过侵犯边境而已，未必能长驱深入，为腹心之忧也。无事则修备以待不虞，有警则兴师以御侵轶，彼小入则无获，大入则不能，其费与结好通赂之日或未有加也。且兵战之势，无必胜，亦无必不胜，视方略何如耳。岂戎狄有必胜之兵，而中国无必胜之战哉？何惮而不与之较乎？守赂遗之议，而重绝其好者，不过以秦始汉武之兵为戒。然秦始汉武之兵，恶得谓之御戎哉，彼将尽灭其族而有其地，故中国多事，民扰而无聊，以至于乱。若侵轶则御之以兵，守境则置而弗问，慕义则接之以礼，窜伏则弃而勿追，计义则威灵无屈，论事则金帛不费，此尧舜三代之长策也，何秦始汉武之患哉！夫深征远戍，不若和亲；屈威费财，不若驱逐。故严尤谓秦不如汉，汉不如周。三代御戎，无策之上。以宣王太原之伐为中策，则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者，然后得以为上矣。故扬子云亦曰：‘芒芒圣德，远人咸慕，上也；武义璜璜，兵征四方，次也。’然圣人为可来之德，不能使戎狄之必来。为德在我，其来在彼。干戈不动，而远人咸慕，固为上矣，而不可以为常。舜之命臯陶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夫士者，掌兵刑之官也。寇贼奸宄，治之以刑；蛮夷猾夏，御之以兵。舜之德足以格有苗，而命士以蛮夷猾夏，是不敢以格之为常，而以御之为常也。猾夏然后御之，与秦汉之兵异矣。此舜之所用也，后世何疑哉！彼和亲之计，可暂而不可久。若大业初造，中国未缉，兵力罢于戡定，财用急于内务，权以应变，用之可也，故娄敬效奇于高祖，太宗定计于汴桥。全盛隆平之日，尚恶足守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