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自贞观以来，复雠者甚众，或杀或贷，罔有定制。惟柳子厚、韩退之之议，达而近于理。至柳不设惩禁之科，韩谓《公羊》之说不可施于今者，未能无憾。若张曲江，徒知孝烈之可贷，而不能陈礼法之义，为政之体，以发明时君，卒使横议见售，无辜被刑，黩滥典章，伤败风教，是为可恨。夫礼法者，先王之所以禁暴止乱，使人不失其平者也。礼有所不能制，则待之以法。故失礼然后入刑，安有礼之所善，法之所诛；法之所存，礼之所去者哉？夫人有可杀之罪，而人杀之，《周官》所谓杀之而义者也。为人子者不问其父之罪，徒以人杀其父，从而杀之，则是不达义，不畏法，桀骜暴横，肆为屠戮之人也。若是者，岂得谓孝烈而合于礼者哉！此礼之所去，而法之所诛者也。若人无可杀之罪而杀之，《周官》所谓仇雠者也，国法不加，罪人幸免，死生存亡之心不得其平，为人子者从而杀之，则是内能致其孝，而外能伸公家之法，使强暴之人不得逞矣。如是者，其善甚大，不独宜贷其死，又当旌赏，以激风俗。若曰杀人皆死，而加之以刑，则是恃强以杀无罪者见容，而殉义以杀有罪者偿死，汩陈礼法，黩滥刑诛，孰甚于此哉！苟殉《周官》之制而责其专杀，则人有伺便投会，势不及告者，自当录大遗细，以善补过，未宜以不告而致之于死也。明皇知孝子不顾命，杀之可以成其志，而不知议法者当计其罪，而不当用其志；知赦之为亏律，而不知杀之乃甚亏于律；知为人子者孰不愿孝，转相雠杀，遂无已时，而不知立法以柅其弊，使复雠而义者既从原贷，雠人之子复雠者死，自不至于转相雠杀，遂无已时矣。使九龄持此以争之，则礼法之义著，为政之体显，而人主有所发明矣；徒谓其孝烈可贷，而不言其所以，安能折拘文者之论哉！子厚驳子昂之议，辨旌诛之分，其言至矣，而未能尽于禁暴止乱之术。退之探法律之深意，析经旨之微文，其说详矣，而不知官吏所诛不当于罪者，与百姓相残无异。夫百姓相残，故为过失，得罪不同；官吏所诛不当罪者，亦有故失之辨。为官吏者故以公法杀戮无罪，则亦法之所诛矣。法之所诛者，人子雠之，何罪之有？《公羊》之说行于今日，不见其悖，此所谓未能无憾者也。若陈子昂者，曾未识礼法之旨，刑赏之体，妄肆胸臆以乱大义，所谓未可与言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