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兼听广览，人主之盛德；尽言无隐，臣子之忠诚。切惟陛下勤于听览，乐闻忠言，内之台谏、侍从，外之监司、郡守，又有朝臣之转对，公车之召见，隆宽广问，殆无虚日，凡州县之积弊，人情之利病，皆不下堂而周知，甚盛德也。疏远之臣登玉陛，奉清光，盖千一之荣遇。故其所陈，虽事有大小，利有久近，孰不愿竭忠诚以补聪明之万分？其间仰契圣意者，固已不崇朝而颁行之，然有事合讨论，迹涉迂缓，下之有司，未蒙施用，往往不复再经天览，不唯间有可行者因而废格，兼亦无以考言者之是非，而知人才之得失。况监司太守所论民事，大率可喜，到官之后，所行未必如所言，朝廷无由察其果从违也。其兴利除害之事，既已施行，有司或谨于始而怠于终，朝廷亦未尝课其果行否也。行之而孰为利，孰为害，亦无所稽考也。如是则献言者既不责其实效，其流必务为文具，徒美观听而已，恐非陛下求言之本意。臣伏闻真宗皇帝时，尝诏中书置籍，记谏官、御史之言事行与不行，岁终具奏。又范镇在仁宗皇帝时，亦尝乞禁中并中书枢密院各簿上谏官、御史所奏，上以备观览之遗忘，下以责大臣之销注。若此者盖非特稽所言之当否，亦用以知其人而防壅蔽也。臣考之故事，此实可行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