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阈者无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终而成始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内以制乎外，斋其外以养乎内。内则无贰无适，寂然不动，以为酬酢万变之主；外则俨然肃然，终日若对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静虚动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见其持守之力，则笃敬之验也。其穷理也，虚其心，平其气，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无躁易凌躐之患；心专虑一，而无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自表而究里，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别黑白；辨其节目，若数一二。而又反复以涵泳之，切己以体察之，必若先儒所谓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而后为有得焉。若乃立论以驱率圣言，凿说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纠纷，或假借以相混惑，粗心浮气，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尝徘徊顾恋，如不忍去，以待其浃洽贯通之功，深以为学者之大病。不痛绝乎此，则终无入德之期。盖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间，读书者众矣，未有穷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姿英迈，视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翛然独与道俱，卓然独与道立，固已逈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义精，养深积盛，充而为德行，发而为事业，人之视之但见其浑灏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为之者。入以事君则必思尧舜其君，出以治民则必欲尧舜其民。言论风旨之所传，政教条令之所布，固皆可为世法；而其考诸先圣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阅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则以订正群书，立为准则，使学者有所据依，循守以入于尧舜之道，此其勋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语》、《孟》二书，世所诵习，为之说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释言未备。《大学》、《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学》次序不伦，阙遗未补；《中庸》虽为完篇，而章句浑沦，读者亦莫知其条理之粲然也。先生搜辑先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汇别区分，文从字顺，妙得圣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标的。又使学者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及《语》、《孟》以尽其蕴奥，而后会其归于《中庸》。尺度权衡之既定，由是以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之书，则将无理之不可精，无事之不可处矣。又尝集《小学》书，使学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录》，使学者得以先识其门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盖此六书者，学者之饮食裘葛、准绳规矩，不可以须臾离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其于《易》也，推卦画之本体，辨三圣之旨归，专主筮占，而实该万变，以还洁净精微之旧。其于《诗》也，深玩词气，而得诗人之本意；尽削小序，以破后儒之臆说。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复温柔笃厚之教。其于礼也，则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补其阙遗，而析其疑晦。虽不克就，而宏纲大要固已举矣。谓《书》之出于口授者多艰涩，得于壁藏者反平易，学者当沉潜反复于其易，而不必穿凿附会于其难。谓《春秋》正义明道，尊王贱霸，尊君抑臣，内夏外夷，乃其大义；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为褒贬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传者之凿说。谓《周官》徧布周密，周公运用天理熟烂之书。学者既通四子，又读一经，而遂学焉，则所以治国平天下者思过半矣。谓《通鉴》编年之体近古，因就绳以尺牍之法，以纲提其要，以目纪其详。纲仿《春秋》，而兼采群史之长；目倣《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褒贬大义，凛乎烈日秋霜，而繁简相发，又足为史家之矩范。谓诸子百家，其言多诡于圣人，独韩子论性，专指五常，最为得之，因为之考订其集之同异，以传于世。而屈原忠愤，千古莫白，亦颇为发明其旨。乐律久亡，清浊无据，亦尝讨论本末，探测幽眇，虽未及著为成书，而其大旨固已独得之矣。若夫析世学之谬，辨异教之非，捣其巢穴，而砭其隐微，使学者由于大中至正之则，而不踬于荆棘檴穽之涂。摧陷肃清之功，固非近世诸儒所能髣髴其万一也。自夫子设教洙泗，以博文约礼授学者，颜、曾、子思、孟子相与守之，未尝失坠。其后正学失传，士各以意为学，其骛于该洽者，既以闻见积累自矜，而流于泛滥驳杂之归；其溺于径约也，又谓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而陷于旷荡空虚之域。学者则知所传矣，亦或悦于持敬之约，而惮于观理之烦。先生身任道统，而广览载籍。先秦古书既加考索，历代史记、国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学士之作，靡不徧观。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实用而剪其烦芜，参伍辨证，以扶经训，而诘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数千年间，世道、学术、议论、文词之变，皆若身亲历于其间，而耳接目睹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达直遂，柯叶散殊亦皆随其所至。究其所穷，条分派别，经纬万端，本末巨细，包罗囊括，无所遗漏。故所释诸书悉有依据，不为臆度料想之说。外至文章字画，亦皆高绝一世。盖其包涵停蓄、溥博渊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无穷也。学者据经辨疑，随问随析，固皆极其精要。暇而辨论古今，其应如响，愈扣愈深，亹亹不绝。及详味而细察之，则方融贯于一理而已矣。尝言曰：学者望道未见，固必即书以穷理，茍有见处，亦当考诸书有所证验，而后实有所裨助而后安。不然则德孤，而与枯槁寂灭者无以异矣，潜心大业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礼乐养德之具一切尽废，所以维持此心者惟有书耳，谓可轥轹经传，遽指为糟粕而不观乎？要在以心体之，以身践之，而勿以空言视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岂远乎哉？至于晚岁德尊言立，犹以义理无穷，岁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还，博大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广大，而科级甚严，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节而进。至于切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其独之戒，未尝不丁宁恳到，提耳而极言之。每诵南轩张公‘无所为而然’之语，必三叹焉。晚见诸生缴绕于文义之间，深虑斯道之无传，始颇指示本体，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于学者益切矣。呜呼！道之在天下未尝亡也，而统之相传，茍非其人，则不得而兴。自孟子没千有余年，而后周、程、张子出焉，历时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后合濂溪之正传，绍鲁邹之坠绪，前圣后贤之道该徧全备，其亦可谓盛矣。盖昔者《易》更三古，而混于八索，《诗》、《书》烦乱，《礼》、《乐》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从而赞之定之、删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经始备，以为万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余，六经既已烂脱，诸儒各以己见妄穿凿为说，未尝有知道者也。周、程、张子其道明矣，然于经言未暇厘正，一时从游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于异端者有矣。先生于是考订讹缪，探索深微，总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载籍，下采近世之文献，集其大成，以定万世之法，然后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经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于将坠，觉来裔于无穷，虽与天壤俱弊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