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盖前则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舂陵，以其心悟独得之学，著为《通书》、《太极图》昭示来世，上承孔孟之统，下启河洛之传。中则有胡文定公以所闻于程氏者，设教衡岳之下，其所为《春秋传》，专以息邪说、距诐行、扶皇极、正人心为本。自熙宁后，此学废绝，公书一出，大义复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进则施诸用，退则淑其徒，所著《论语详说》、《读史》、《知言》等书，皆有益于后学。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究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此邦之士，登门墙、承謦欬者甚众，故人材辈出，有非他郡国所可及。今二先生虽远，所著之书具存，皆学者所当加意，而南轩之《论》、《孟》说，晦庵之《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孟》集注，则于学者为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颇闻迩来士子急于场屋科举之业，往往视为迂缓，置不复观。殊不知二先生之书，旁贯群言，博综世务，犹高山巨海，瑰材秘宝，随取随足。得其大者，固可以穷天地万物之理，知治己治人之方。至于文章之妙，浑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仿佛。盖其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学者诚能诵而习之，则于义理之精微既有所得，发之于文，亦必意趣深长，议论精确，以之应举直余事尔。若徒讽咏肤浅之文，掇拾陈腐之语，见闻既陋，器识可知，虽使幸而获选，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秋试之期尚远，群居暇日，正当培养义理之源，务求有用之实。自今以始，学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于二先生之书，俟其浃洽贯通，然后博求周、程以来诸所论著，次第熟复，而温公之《通鉴》与文公之《纲目》，又当参考而并观焉。职教导者以时叩击，验其进否。上中二旬当课之日，则于所习之书擿为问目，俾之援引诸儒之说而以己意推明之，末旬则仍以时文为课。如此则本末兼举，器业日充，上足以追续先贤之正脉，次足以为当世之实用。异时英髦接武，追迹于前闻人，岂不盛哉！顾念迂疏，滥尘师帅之任，新美士习，盖其责也，辄不自揆，敢述其所闻，惟同志相与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