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余自江左移守泉，征途凡三月，思所以为治人之术者，曰：吾惟致审于宽严之间乎！盖世之言政者，有曰宽以待良民，而严以驭奸民也。或曰抚民当宽而束吏贵严也，或曰始严而终之以宽也，然则治人之术，其果尽于此乎？如其尽于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众矣，抑何其合于圣贤者寡矣？又从而思焉，思之而弗得，则夜以继日焉。居一日，悚然而悟，曰：呜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尔！吾之心存则蕴之为仁义，发之为恻隐，羞恶随物以应而无容心焉，则宽与严在其中矣。且独不观之天乎？熙然而春，物无不得其生者；凛然而秋，物无不遂其成者。是果孰为之哉？曰阴与阳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谓仁义者，即天之阴阳也。昔者圣人系《易》，盖并言之，以见夫人之与天，其本则一，自人汩之以私，乱之以欲，于是乎与天不相似矣。盍亦反其本而观之？怵惕于情之所可矜，颡泚于事之所可愧，此吾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铄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养之无以害，则天理浑然，随感辄应。于其当爱者悯恻施焉，非吾爱之也，仁发乎中而不能不爱也；于其当恶者惩艾加焉，非吾恶之也，义动乎中而不能不恶也。吾之爱恶以天不以人，故虽宽而宽之名不闻，虽严而严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余之有得于是十年矣，间以语人，鲜或不笑其迂者，余友陈君端父独闻而善之。宝庆二年冬，端父将为邑于浙东，访余以所宜先者。余曰：‘子忘余畴昔之言乎？夫仁义足以包宽严，而宽严不足以尽仁义，子盖闻而善之矣，请复以是为献，可乎？’端父曰：‘谨闻命矣。’抑其所谓‘存之使勿失，养之无以害’者，果何道耶？曰：亦敬而已矣。盖敬者所以浚天理之源而窒人欲之穽者也。子之得于天者清明而冲粹，故其气象也，蔼然而温，肃然而毅，此仁义之质也。诚能敬以存之，俾亡须臾之离，则静焉而仁义之体具，动焉而仁义之用行，吾见子之民将游泳德化中有不自知者，是则儒者之效，非世吏之所可及也。吁，予之言迂益甚矣！子之交游执友有其迂与余类者，其试以是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