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陈君均以其所辑《皇朝编年举要》与《备要》之书合四十八卷，踵门而告曰：‘均之幼也，侍从祖丞相正献公，获观国朝史录诸书及眉山李氏《续通鉴长编》，意酷嗜之。独患篇帙之繁，未易识其本末，则欲删烦撮要为一书，以便省阅。时方从事举子业，未之能也。晚滞场屋，决意退藏林壑间；又以出入当世名流之门，得尽见先儒所纂次，若司马文正公之《稽古录》、侍郎徐公度之《国纪》以及《九朝通略》等书，亡虑十数家，博考而互订之，于是辑成此编。大纲本李氏，而其异同详略之际则或参以他书。昔尝读朱文公《通鉴纲目》，叹其义例之精密。盖所谓纲者，《春秋》书事之法也；而所谓目者，《左氏》备言之体也。自司马公《目录》、《举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观者亡复余憾。均窃不自揆，辄放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书法或寓褒贬于其间；均今所书则惟据事实录而已，不敢尽同文公之法也。愿一言以序之，何如？’某读其书弥月始尽卷，则喟然曰：美哉书乎！圣祖神孙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业，赫赫乎，煌煌乎，备于此矣。然综其要而求之，则自艺祖以来，凡所以祈天永命、垂万世无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数端。盖其以仁立国而不杂五霸权利之谋，以儒立教而不溷百家邪诐之说，求治宁悠缓而不为一朝迫切之计，用人宁朴钝而不取小夫轻锐之才。嘉祐、治平以前，廊庙之𬣙謩、缙绅之论建，相与葆卫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治也。自熙宁辅臣出新意，改旧法，高谈古始，阴祖管、商，而国脉病矣。名为尊经，实尚空寂，而学术乖矣。谓参苓蓍术不急于起疾，而一切杂进者皆决肠破胃之药，根本安得而弗伤？谓鼎鼐琮璧不足以便用，而错然前陈者皆奇诡淫靡之具，风俗安得而弗坏？章、吕鼓其波，二蔡炽其燄，更倡递述，至于黼、贯极矣，此其所以致乱也。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慕可愕者，一览而尽得之，真我宋千万年之龟鉴也。吁，是岂独学者所当熟复哉！叡明在御，垂精典训，有高宗、成王之风，使是书获陈于前，则所以启发天聪、缉熙圣德者，何可胜既！穷阎下士，虽无阶可以自进，然夜光明月之珍蕴藏山海，终有不可揜者，安知侍从藩宣之彦无以是闻于上者乎？君逮事正献公，得其家学，既又从贤士大夫游，以博其见闻，故于是书斟酌损益，皆有条理，非安危所系则略而弗书，其志固将有补于世，非徒区区事记览而已也。君早游天子之学，今以累举恩当对大廷，不愿就，独朝夕矻矻于此。既积十余年之力纂而成之，又将次及于中兴之后，闻四方之士可与商搉者，不惮千百里，橐其书而从之，忘其道涂之艰、羁旅之苦也。此其用志，岂世俗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窃独嘉之，故为之序如此。若书之凡例，则君既列之篇端矣，故不复云。绍定二年三月辛卯，建安真某序。